总之，底层人太愚昧了，他们不能理解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知识精英，不能像精英一样思考民主、科学、宪政、现代化等等问题，不能和精英一道，把中国的社会组织模式改造过来。他们纯粹是中国历史的拖累，是中国精英群体的拖累。
鲁迅这些知识精英，既然对底层人一直这么绝望和愤激，他们只有把中国的希望完全放在自己的身上，陈独秀和胡适，都曾经明确表示，重要的是培养一万名精英人物，以他们作为自己的群体依托，中国才有希望。鲁迅也先后表示过，只能着力造就“精神界战士”、“天才”、“觉悟的智识者”，因为要靠这些精英来改造底层人的劣根性。
五四精英群体的这种文化取向、阶级取向，以及他们对底层人激烈的批评和否定态度，深深制约着此后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轨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多么“五四腔”的一句著名格言。“黑暗的底层”——这是多么严重的绝望与诅咒。“中国有八亿愚昧的农民，他们有能力实行民主吗？”——这是比“五四腔”走得更加遥远的另一句著名格言。
总之，中国的事情，全都坏在底层人手里，坏在穷人手里。中国的精英，多么孤独啊！多么委屈啊！
这种可以称为“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文化心态，熏染着五四以后每一个读书人，我作为一个学习现代文学的学子，在这种“精英意识形态”里转圈转了大半辈子。
费孝通先生是五四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如果用五四精英群体那样的腔调谈论底层人，堪称顺理成章。但是费先生的学术背景拯救了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走向田野，走向现场。费先生更喜欢站在每个人群的生活现场来理解每个人群，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合理性。
鲁迅坐在北京的书斋里，用一系列小说作品，极尽夸张和漫画地描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愚昧、阴暗、死灭。虽然鲁迅是所有精英人物中，对底层人怀有最深切同情的，可是他的群体认同和文化资源决定了他对不符合他的趣味和要求的底层人总是怀有一丝怨怒之心。在相同的现场，面对相同的底层人群体，费先生的感受、看法和目标跟鲁迅他们常常大不一样，有时候甚至完全相反。
费先生认为，你们精英人物总说农民愚昧，没有文化，其实农民有农民的文化，只是跟你们精英群体那样的文化有所不同而已。农民的生活环境，没法学习你们那样的文化，也不需要你们那样的文化。
费先生完全不同意精英人物认为底层没文化的描述。比如精英人物喜欢批评农民笨，花一个月教农民一百个字，过了半年再去检查，一百个字就忘了九十九个，精英就很瞧不起农民。费先生说，农民的生活就是驾着一叶舟，在太湖上打打渔，风来了雨来了，向邻居吆喝一声就行，上街卖鱼也是吆喝一声就行，不需要识字。他们没有权利进入精英群体的机构之中，没有机会看文件看报纸，即使学习识字也完全无用，当然只能忘掉——这种忘掉实际上是主动抛弃。
你们精英喜欢标榜教授的儿子会念书，并相信这是高智商的遗传基因所致。抗战期间，一些教授疏散到乡村，费先生就拿农民的儿子和教授的儿子对比。你看在田间玩耍的时候，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在草丛中抓蝴蝶的时候，农民的儿子那么矫健、敏捷、灵动，教授的儿子却那么笨拙、怯懦，真是天壤之别。为什么，农民的儿子天天跟着父母在田间奔波，自然身手矫健。同样，教授的儿子天天在父母的书房里濡染笔墨之香，自然认字多，诵书多。这跟智商根本无关，不过是环境的熏染而已。从这些想法中不难看出，费先生不想为刻意建构精英群体的优越性寻找理由，相反，他用十分朴素的道理戳穿了这些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