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宫茶室，一群老人聚在这里，阳光透过茅草屋顶照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他们在这里玩扑克、骨牌还有麻将，消磨时光。茶室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酗酒闹事、不准打架斗殴、不准乱说脏话”。一个表情痛苦、形容消瘦的中年歌手和一个三人小爵士乐队，撕心裂肺地唱着，歌声里透着生活和爱情的残酷无情。可是人群里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脸上毫无生气，任由香烟的烟雾包围着，一副懒散、昏昏欲睡的样子，似乎他们已经看透茶馆外的生活。
他们看见我们甚是欢喜，递给我们小杯茅台，杯子很小巧，我们永远也不会喝醉。中国人谈起茅台的自豪语气就像南美人对波旁威士忌，或苏格兰人对苏格兰酒一样。茅台产自贵州，是用高粱和小麦酿造，再用五六年时间发酵的高度酒。酒的味道很怪，世上只有中国人才能习惯这种味道。喝完一杯，我就不敢再喝了。
我从女服务员那里买了一副中国扑克牌和两件夹克。夹克做得很时髦，上面绣着英文单词，但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单词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虽然里面也有几个醉鬼，但茶馆的平静依然让我感到震惊。它让我想起了亚拉巴马围坐在商店、理发店或游泳池边的男人们，他们在那儿闲聊、喝酒、赌博，就想找个远离女人的地方。在这里，男人们可以叫上一壶茶、几瓶啤酒、几杯茅台，小赌一番，随意海侃，增进友情。没人规定女人不许入内，但在里面你永远也不会看见女人。酒馆是我祖父那个俄克拉何马州的酿酒师最爱待的地方。到了傍晚的时候，我祖母就会出来找他，风风火火地闯进各个牌室。她总是感到愤怒不已。每次当她费劲找到他时，她总是说：“可恶，我告诉过你不要再打牌了！”回想那时，俄克拉何马州很干燥，而酒是禁品，全靠私酒酿贩偷偷运来。有一个荷兰酿酒师居然在镇上享有盛名。他不仅拥有一家广播电台，还持有银行股份，而且是他那个阶层最受欢迎的年轻律师之一。我一直在想，他应该回国效力或者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更喜欢和好伙伴们聚在一起。
在兰州我发现空气污染很严重。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对烟囱进行控制。不过，在对待河流上，中国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做得好一点，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捕鱼。而苏联地广人稀，人们在不经意间糟蹋了很多内河。
中国人只饮烧开过的水。我们住进宾馆时，宾馆就会给我们几个又大又漂亮的热水瓶，里面装满开水，可以24小时甚至48小时保温。我们可以用开水来泡茶或洗漱。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做法。既然热水瓶可以解决热水问题，又何必浪费燃料一直烧水呢？
从兰州到平凉，一路景色壮观。我们爬上一座高达7 000英尺的山脊，沿顶端前进。在山脊上，中国人种植了茂密的树木来阻挡风沙。山坡两侧也种满了小树苗。
不知不觉，我们看见几个养蜂人和蜂箱，然后便是大片大片的蜂箱和众多的养蜂人。为了不被蜂蜇伤，我们压低头盔，戴上手套，全副武装起来。
我们了解到，这些养蜂人都是四处游走的，每人有5~50个蜂箱。不管养蜂人把蜂后带到哪里，工蜂都能紧随其后。从夏到秋，养蜂人根据花期，会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天，等蜜蜂采完花蜜之后，再移到另一个地方。
无数只蜜蜂飞在空中，耳边全是嗡嗡声，这一壮观景色持续了15英里。养蜂人全家就在路边搭上帐篷，他们大多都不穿任何防护衣物，与蜜蜂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这是中国人生产力超强的又一例证。哪里有盛开的花朵，他们就把蜜蜂带到哪里，而不是让它们待在一个地方。由于蜜蜂的主人将采蜜期从几个星期延长到了半年，这些蜜蜂和中国人一样勤劳，它们的工作时间是其国外同类的6~7倍。
我们在中国还看到了许多其他的奇事，但没有一件比得上这绵延数英里的蜜蜂和养蜂人。就是这种生产率、智慧和勤奋，让我们相信，在21世纪，中国人会强于其他任何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