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确信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她答应为我试一下。那时通信技术十分落后，康涅狄格的接线员必须先接通亚拉巴马的接线员，后者再接通伯明翰的接线员，而后再接通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
康涅狄格的接线员首先发话：“我这儿有个小伙子想连线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的电话，号码是5。”
话音未落，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就答道：“噢，他们家现在没人，都去教堂了。”纽黑文的接线员当场目瞪口呆。
随着大学时光快速飞逝，我考虑过去医学院、法学院或者商学院继续深造。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学习，而且也想继续学习。1964年的夏天，我去多米尼克兄弟证券公司打工，在那里我深深地爱上了华尔街。长期以来我都想尽可能多了解时事，同时，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在华尔街居然有人愿意付钱给我，让我判断发生在智利的革命是否会抬高铜的价格。而且，当时我很穷，急需钱，很明显华尔街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在耶鲁，我是船队的一名舵手，四年大学生活临近结束之时，我幸运地获得了牛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在牛津，我进入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我成为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历史上，在泰晤士河上掌舵参加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的第一人。
我开始将暑期在华尔街打工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拿奖学金来投资。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参军了几年。在军队我替指挥官理财投资。由于恰值牛市，我让他斩获颇丰。后来我回到纽约，再次进入华尔街工作。
我最终成为一家离岸对冲基金的初级合伙人，该基金是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复杂基金，买卖世界各地的股票、商品、货币和债券。我无休止地工作，尽可能地熟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情况、货品情况、原材料情况以及各种信息。1968年我入市的时候只有600美元，到1980年退出之时我已经拥有百万美元。然而，为此我也付出了代价。其间，我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我的两任妻子都不能理解我努力工作的热情，这种热情是父亲遗传给我的。当我意识到能够让钱在市场上为我所用之时，我不会用这些钱来买一张新沙发。我过去相信，至今仍然相信，年轻人省下的每一元钱，如果能适当地投资，都会在他的一生中给予其20倍的回报。
1980年，37岁的我生活无忧地退休了，开始寻求另外一种生活，也让自己有时间思考。在华尔街工作太紧张，没有时间思考。再者，我有一个梦想，除了想换另外一个领域的工作之外，我还想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环游世界。
自从我认识到亚拉巴马的迪莫波利斯并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时，我就一直梦想着环游世界。长久以来我对冒险的渴望可能也来源于此。不过，我不仅把这次旅行当做一次冒险，也把它当做一种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贯穿我的人生，那就是：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不断地认清它的本质。我想以地面旅行的方式认知这个世界，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
当开始一项长途旅行的时候（例如用三个月的时间穿行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我认为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摩托车，这样能够使你以一种开车无法体验到的方式欣赏风景，呼吸乡村气息。你将融入自然之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触摸它、欣赏它、品味它、聆听它，享受彻底的自由放松。对大多数旅行者而言，旅行本身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你以骑摩托车的方式旅行，旅行本身就是目的。你骑车穿过从未到达过的地方，体验它的一切，认识新朋友，这才是冒险，才是最惬意的事情。
我想来一次漫长的旅行，长得可以让我忘记一切。我仍旧会阅读《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不过我想与投资事业彻底断绝，我想改变生活。这需要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我不知道旅行回来后将会做什么，不过肯定会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我想65 000英里的全球旅行应当可以当做一个分水岭了。
在1980年，环球旅行是很困难的。你不可能到达想去的每一个地方，那时全球正进行着二三十场战争。如果我决定环游世界，那么我就要坚持我的一贯风格：要么畅快淋漓，要么不做。我的梦想是穿越六大洲，自西向东横穿中国，自东向西横穿苏联的西伯利亚，从非洲最北端行至好望角，穿越澳大利亚的大沙漠，从阿根廷最南端直至阿拉斯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