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宣传使人民对党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感，因而是成功的。理论宣教也是同理。一个好的理论，肯定能“掌握”人民。因为它一定是同人民相贴近的。
此外，以苏联经验视之，宣教功能所以成效不显著，同话语风格也就是学风有着密切关系。在苏联时期，由日丹诺夫、苏斯洛夫等“意识形态沙皇”连篇累牍发表的大块理论文章和重要讲话，常常概念套着概念，逻辑叠着逻辑。一些色彩华丽的“概括”，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其实它们并不为群众所接受。理论家们似乎愈把文章做得概念化，似乎愈显示作者的深刻与高明。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恋”。你的理论如果不被群众接受，或者说，你的理论只能靠行政力量去迫使人接受，那么显然，你的理论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在中国理论意识形态发展历史中，毛泽东堪称是理论大师和语言大师兼得的代表者。他最反对学风不正和“八股”调。他曾尖锐批评那些“读来使人睡觉”的文章。他自己的语言，充满了新鲜、生动的要素，一听便能辨别其声，把道理说到了人心深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献，其精彩、生动的语言虽历久仍可为人记诵。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传统。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话讲不精、理说不透，哗众取宠、言称希腊的根源，是学风问题。而学风其实是思想意识的反映。一个健康的、同人民心心相通的宣传，必定是人民听得懂而不是“倒胃口”的宣传；而如果把理论宣传看作是官僚职业，看成是一种迎合，那是写不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的。
在亚纳耶夫们的反思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等于失去人心。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的结果，则使反社会的思潮和理论乘势而起。它们正是利用了意识形态虚假的空子，把不正确的东西兜售给大众。其实，原苏联对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并非不严密。但它越是严密，却越是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为什么？特别是，执不同政见的思潮，也正是在苏共对意识形态控制最严格的时候，在“地下”发展起来。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激烈的。同我们上边论及历史、党史的写作同理，当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动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积存的负面因素，就会充分释放出来。那时，人们再想控制它，就难了。经历苏共垮台的苏联原领导人们，正是希望把这些道理告诉给我们。
（本文部分发表于《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