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战败以及对犹太人、吉卜塞人等的种族大屠杀，在德国，“受害者”（VICTIMHOOD）一词始终是个民族禁忌。通常，人们避讳使用这个词，担心它造成政治上和语义上的麻烦。但即使如此，“受害者”的心理维度，在德国人中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在1945年前后，战争的确为苏占区和西方三国占领区民众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当时，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家庭无以计数；因战争被迫迁徙的人也以千万计（据统计约有1200万～1400万人），这些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1945年的冬天极为寒冷，可以想象，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既缺少食物、薪火，又没有御寒之物，他们只能挣扎在死亡线边缘。战争虽结束了，但德国大部分城市已成一片废墟。据有关材料，在西方三国占领区，从1945年到1946年，人均日热量摄入刚刚达到一千大卡，比维持正常所需的2400卡要少一半以上。此外，大量的战争赔款和以拆卸工业设备抵偿战争赔款的行动，更使民众恢复生产、改善生活的希望大受挫折。在这种啼饥号寒、哀鸿遍野的窘况下，在一般德国人中产生“受害者”的想法和怨艾，于情理是自然的。由于这段悲惨的记忆，普通德国人中的这种“受害者”情结，甚至蔓延为集体性记忆。
既然是集体记忆，就有很大存在空间。硬性删除这种集体记忆，不是容易办到的。因此，民族性的反思教育，就变得十分必要。通过教育和反思，最终使普通德国民众懂得一个道理：“苦难，到底是谁加给我们的？”同时也要使人们觉悟到，如果德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那么它实质是在道义上混淆了善恶；在历史上违背了真实；在责任上颠倒了轻重；在法律上认同了不公正的裁决。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关“受害者”观念的争论，在德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断有有识之士站出来，以自己的行为告诫国人，真正的受害者应该是那些死于法西斯屠刀下的人们。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仅仅是因为种族问题、身份问题和作为国际法必须保护的战俘，就被残忍的成百上千万地剥夺了生命。这是人类进步行程中所不能容忍的。
最先站出来的，是被称为“1968年的一代”人。这代人出生在战后。在1968年前后成为大学生。他们大声疾呼，要德国人以更加开放的思维面对纳粹时代，反思纳粹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伤痛。后来出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属于“1968年一代”的一员。他在成为德国总理后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一个公开讲话这样说到：“我们要纪念那些被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我们要纪念那些在德国人发动的战争里成为牺牲者的上百万的欧洲和苏联人；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可以提到由于战争带来苦难但却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德国人自己。”
更为著名的事件是，德国总理勃兰特于1970年2月访问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的屈膝一跪。有人说，勃兰特那张下跪的照片，不仅显示了勃兰特的人格，更标志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从纪念碑回到下榻处后，勃兰特对朋友说：“我几乎是不自主地跪了下去。因为当我站在纪念碑前，面对那些遭受如此巨大苦难的魂灵时，没有任何一个字或祈祷，可以由衷表达我所感到的沉痛和忏悔。”
1985年，西德总统理查德·魏萨克在议会发表讲话时也指出：德国人“反人类的罪行”，特别是实行大屠杀的这种“毁坏人类文明”的行为，必须成为西德人公共记忆的核心。
这些痛心疾首的自罪反思，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也主导了社会的心理趋向。进入九十年代，德国国内对法西斯主义加给人类灾难的思考，形成了更为强大的社会潮流。人们运用电影、电视和展览等手段，对法西斯德国的残酷、暴虐及疯狂做了充分展示。1995年，一个名为“毁灭战 德国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4”的展览曾轰动一时。这个展览在德国和奥地利各个城市里展出。它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和影像材料告诉人们，普通德国国防军（即“WEHRMACHT”。他们不是盖世太保，也不是专门执行处理和屠杀纳粹占领区犹太人、战俘的特种警察部队即“SS”，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夺得政权以前就建立的德国正规军）是多么广泛地参与了对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大屠杀。他们甚至仅仅出于怀疑，就随便处决那些被认为是游击队的占领区民众。这种屠杀的规模，都在万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