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情对大量东德人口逃往西方起了推动作用，这就是民主德国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骤。本来，自1953年东柏林发生群众骚乱后，SED党和民德政府有意放慢了集体化脚步。但从1958年初开始，农业集体化步骤突然加快。到1960年1月，东德农业集体化率已经从1958年以前的25.2%达到45.1%；而从1960年1月初到当年5月底，农业集体化率一下蹿升至83.6%。无庸说，急剧的集体化措施违背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的意愿（尽管德国农民有合作化传统），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引起了社会的震荡。它的副作用立刻便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显现出来：城市的肉、蛋、奶制品、蔬菜、水果等供应立刻发生紧张。而这刚好给已经取消了居民消费品配给制并正努力增加供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带来极大压力。
多年之后，许多SED党的高级干部抱怨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经互会”，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除了苏联在这个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以外，其他国家之间也没有能很好地“经济互助”。据说，正当民主德国政府为居民蔬菜供应短缺而万分窘迫时，西德报纸却刊登了西部市场西红柿供大于求从而大幅降价的消息。原来，由于出口价格的原因，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将大量西红柿出口西德，以赚取西德马克，而拒绝就近卖给民主德国。当然，此事一经披露，引起了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极大不快。
有人把民主德国比喻为“三明治”，意为它是夹在东西方两个强大力量中间的“香肠”。尽管这个比喻并不十分贴切，但它还是多少反映了某种冷战现实。为了同资本主义的西方对抗，民主德国不仅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而且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武装准备和军事构筑纳入华沙条约国的整体战略之中。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民主德国显然比任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抵前接近冷战最前线。1952年7月召开的SED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民主德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并提出建立民主德国国防军。这两项决定意味着，SED党所规定的“反法西斯和巩固民主秩序”时期宣告结束，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将成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对抗的政治军事力量。“新阶段”的直接任务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这显然是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力”步骤。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则带有强迫性质。其标准是没收超过20公顷大土地所有者的全部土地，同时没收那些没有按时纳税和交纳应交产品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并将其纳入合作组织。剥夺剥夺者，这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但什么时间剥夺和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来剥夺，则需因地制宜。经济基础脆弱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自己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不能罔顾现实条件硬性实施强力手段，付出社会稳定的大代价。同样，建立国防军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非常必要。但从社会稳定机制讲，建立国防军显然应兼顾社会经济能力，考虑其巨大的财物力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无疑，只为对抗资本主义而不计代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可是，鉴于民主德国“三明治”式的战略状态，它的确很难完全地自主决定什么。
1958年深秋，一个爆炸性的事件最终导致了柏林墙的建立。当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要求西方各占领国必须于六个月之内同苏联进行谈判，达成对德和约和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协议。否则，苏联将把管理全柏林包括控制从西德前往西柏林通道的权力，移交给民主德国。后来，人们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冠名为对西方的“最后通牒”；而由此引发的事件被称为“柏林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