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说，关于建立柏林墙的目的，可以简单地说一句话，就是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东西来暂时解决某些问题，但最后结局不行。根本的还是要解决自己的社会体制问题，解决党自己的组织结构问题，解决党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党和法治的关系问题。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不是建一道墙所能办到的。柏林墙建起来之后还有一段好的发展，但最终还是不行。可以说，在建墙的那个时候，我们社会、我们党内部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比如国家所有制同人民的关系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异化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工人阶级中老一代人已经逐渐没有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觉悟比较低。生产组织得不好，计划完不成，又不修改。整个的情况不行。所以墙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因为是“中国通”，教授不仅对中国情况十分关注，而且相当了解，甚至在为中国的一些问题担忧。但他的总体评价仍然是客观的。他对我说，不能否定，你们的进步是很大的，包括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当然全变了。你们国家的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但你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所谓付出的代价，就是容忍贫富的差别。在今天的中国，贫富差别无疑是扩大了。当然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东部的人在道德方面也会出现变化。教授告诫说，应该在发展中解决人们的道德问题，解决资本主义影响问题。比如你们的太空技术非常先进，但在教育方面却要多收费。说到这里，教授似乎要做一个总结，于是我听到了许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老干部们常说的那句特别真诚的话：在我所认识的共产主义者们当中，都对你们抱很大的希望。希望你们能稳定。你们是社会主义成功的证明。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问题，教授做了这样的解答：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走向问题，比较复杂。德国共产党有自己的传统。从十九世纪以来，就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在你们中国也是如此，原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比如在你们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下台也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斯大林认为，中国已经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可以不断革命达到成功。而像鲍罗廷这些人比较实际。他们认为中国很落后，比沙俄时期还要落后，大约处在中世纪的水平。无论你们的党，还是苏联和我们的统一社会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在评价自己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问题，都是从政治性出发，而不是从经济前提出发。比如在我们民德，说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逆转的。但现在证明这是错的。主要还是对发展的前提认识不够。社会的文化基础到底怎么样？比如党和法的关系怎么样？没有文化基础，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的社会处在怎样的发展水平上。教授说，我问过你们社科院的同志，在中国到底怎么解释社会主义？这位中国学者回答说：是共产党领导。显然这太简单了。教授说，跟我的党员同志们反复说过，主要的不是看说什么，而要看中国在做什么，才能判断它的社会主义性质。
教授的话使我深有触动。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败亡、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也似乎随之终结以来，特别是，当中国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判别社会主义的争辩，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间，便无时不已。在我接触的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老干部中，有很多人既赞扬中国的改革，欣羡中国取得的成就，又担忧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社会公正等问题。他们大多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研究当今中国的所有制成分和比例，从一些公布出来的统计数字中，推断自己的看法。的确，要使这些德国的老共产党人透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看待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由特殊国情所引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困难。除非，他们能深入近代中国历史和懂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发展，否则，对起话来，总有一层隔膜。但我认为，彼德斯教授还是点到了问题的根本，这就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凭着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观意志，是建立不起真正社会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