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利洛夫，原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共著名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1989年后，曾任执政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活跃在剧变后的保加利亚政坛。离开社会党主席任后，利洛夫主持着保加利亚社会党当代世界研究所和战略研究中心，继续从事政治学和社会主义改革问题的研究。
同利洛夫的结识，是原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外交部苏东司副司长白寿绵先生促成的。2005年，我们正投入对苏联东欧剧变和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原因的研究。白大使成为我们的一位重要研究伙伴和指导者。大使上世纪五十年代即留学索菲亚大学，后长期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任职，直至出任大使。可以说，白大使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保加利亚问题专家。他不但通晓保文，而且熟知保加利亚历史和当代政治。对于保加利亚发生的剧变，曾写过多篇文章。有一次，在同白大使聊天时，我征询说，能不能找到一位保加利亚剧变的知情人，来详细谈谈这段历史？白大使说，当然可以。既然你们计划对苏东国家剧变进行系统研究，找一位当事人面谈可以事半功倍。他们才是最权威的剧变知情者和分析家。接着，白大使提到了利洛夫的名字。白大使介绍说，利洛夫不仅曾深得保共原总书记日夫科夫的信任，参与了保共的最高决策，而且年富力强，有很深的理论根底和很高的学术造诣，一定能谈出很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情况，并将作出分析和总结。事后证明，白大使所说，非常准确。
同利洛夫见面，是在2005年底。为筹措这次见面，我们做了详尽的案头准备，研读了大量有关材料。我记得，设计的提问包括三个大方面，15个小问题。它们是：
一、关于保加利亚发生剧变时保党中央内部的应对。剧变中党内外、国内外的反应：
1．1989年保加利亚发生剧变时保共党的核心是如何应对的？为什么在反对派的进逼下，保党中央要三次做出让步？如不同反对派妥协，结果会怎样？
2．苏联在保加利亚剧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当时对保共的压力究竟有多大？戈尔巴乔夫是否确实策划了逼迫日夫科夫下台的活动？日夫科夫对自己的被迫辞职是否有预感和准备？他如果坚持不辞职，是否可以使事态发展有转机？如他有比较灵活的改革政策，是否可以渡过难关？
3．剧变发生时，保共有多少党员？一般党员怎样看待保共当时所面对的危机？他们大致持什么样的态度？党的干部对党的危机抱什么态度？他们支持什么样的改革，是否也认为只有摧毁党才能使国家好起来？他们的自身利益在改革中是否受到了某种损害？
4．保加利亚剧变发生时，西方影响（包括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起到了多大作用？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吗？他们都通过什么手段来促使保共和国家的变色？
二、保加利亚剧变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剧变前党在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方面的情况。党是否注重对党员的教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否对剧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1．保加利亚剧变前社会经济情况怎样？人均GDP有多少？社会的贫富差别有多大？党的干部与一般群众之间在生活待遇上有多大差距（如工资收入、住房、用车等）？保共党的高级干部在多大程度上享有特权？群众与干部关系怎样？是否有腐败现象？能否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2．保共在剧变前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怎样？有否严格要求？通常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运动？在党的纪律方面有没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和条例？保共一般党员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信仰怎样？如果丧失了这种信仰，何时出现，原因是什么？
3．保共在剧变中曾对历史问题予以平反。这些历史旧案的性质怎样？是否真的冤案？保共如何处理党的历史问题？在原苏联“公开性”口号下，保共是否因历史问题而陷于被动？历史问题的处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剧变，其经验何在？保共编写过“官方”党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