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向前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写共产党的历史。对这个问题，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在谈话中都或多或少的接触到。向前在记述他们的谈话中，特别是在他自己写的《关于处理理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两个思考》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高级党校负责国际合作的迪克曼说到写党史不要只写党的决议、文件，而要写总的发展情况，把党的决议同实际联系起来的看法，说到“要写别人爱看的东西”的意见，都很好。向前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政党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写共产党的历史要把犯错误的真实情况告诉群众，并深刻分析其原因，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信服和支持。相反，人民群众最为反感。向前认为，要把历史真相说清楚，除了要解放思想，不为尊者讳之外，还要下大功夫研究第一手材料，把历史的基本过程搞清楚，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向前的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是他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多年来参加修史的体验。
看了这方面的内容之后，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想法。我认为，无论是国外的共产党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只是记载精英活动的历史。就说中共历史，“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能够写上名字的只有毛泽东，个别地方有孙中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其他能够见到名字的多是党内外的反面人物。“文化大革命”以后，逐渐有很大改观。比如，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写到新文化运动时，现在就除李大钊之外，还加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沈尹默；写到中共一大时，13个代表的名字都在上边。人名确实比过去多很多，该书中的国内外正反面人物共计1083个。但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仍均属于精英。当然，书中并不是没有说到群众，不过都是形成运动才写，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我不是说，写共产党的历史不要写精英。精英一定要写，特别是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活动，一定要突出写，但在写精英的同时也必须写共产党员群体和老百姓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精英人物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会一事无成，所以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说明，无论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的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切决策，都是靠共产党员群体和老百姓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贯彻执行，才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比如，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引进新思潮，先提出“民主”与“科学”，随后又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写文章、在大学里讲课，当然对后代人接受新思想有作用。但先进分子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不可能太大，而要使更多人接受新思想，至少要考虑到当时大中小学教师群体中赞成新思想的人在课堂上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正是这种群体发挥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的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无论何种情况，都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再如，当前甲流传染病横行，中央决策进行防治，靠谁来贯彻执行呢？当然要靠各级政府去办，发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但真正落实起直接作用的，一个是大中小学学生群体，因为这种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是青少年。由于大量大中小学学生提高了认识，积极注射甲流疫苗，就立起了一个屏障，使甲流传播率下降。一个是医务工作者群体，他（她）们奋斗在第一线，努力防止传染源的扩散，努力医治已感染病人，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特别是中医群体使用中药，治疗更佳。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举不胜举，都说明党员群体和社会群体的作用。总之，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方面都讲全，就会更符合历史实际，也就会更有看头。以往对群体的研究很不足，应该分别深入研究，为纳入通史打基础。但是，群体的研究与精英人物的研究不同。后者要突出每个历史人物的独特贡献，前者则应注意其合力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在群体的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