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国后，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并大力发展造船业。宋朝的统治不及于西域，传统的东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过海路，东与高丽、日本，南与南海以至非洲诸国仍然往来频繁。当时，远涉重洋的民用船舶称之为“客舟”，可载2000斛粟。船上的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一应齐全，在当时世界上是较为先进的。朝廷使用的海船称之为“神舟”，其长阔高大和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3倍。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针测定航行方向。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另有史料记载：“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针”。②987年，宋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宋时，海上交通线共有四条：一是沿用唐时旧路，从广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阿拉伯（大食）交通；二是从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丽；三是入渤海到登州；四是哲宗时新开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达阿拉伯各国。宋神宗曾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据《武经总要》记载，宋代广南水军的巡航范围已达西沙群岛，在澎湖诸岛有水军。元代时，海洋活动可谓又胜前代一筹。《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个。《岛夷志略》中列举的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就有100多处，记载的中国远洋船队与之建立海上贸易关系的亚非国家和地区达120个。当时的行泉府司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之多，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非洲的一位旅行家曾写道：他们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当时，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岛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与海外经贸和内河粮运的同时，元朝的海外征战也较多。
1268年，忽必烈曾令部将在高丽制造可载4000石的海船1000艘，以备元军东侵日本之用。1274年在元兵南下灭宋的同时，忽必烈又命屯戌在高丽的凤州经略使、高丽军民总管等人，将田军及女真军、水军15000人，乘千料舟、拨都鲁轻舟、疾舟、汲水小舟各300艘，越海远攻日本。1281年，元朝向高丽发军十万人，水手15000人，战船900艘参与远征日本的战争。1282年，忽必烈遣江浙、福建、湖广兵5000人，战船2500艘，循海道进入占城（今越南南方）。1283年又责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发五卫军2万人征日本。1286年，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专力攻安南（今越南）。1287年发江淮、江西、湖广省蒙汉军7万人、船百艘和云南兵、黎兵等再入安南。1292年忽必烈命福建、江西、湖广兵2万人，战船千艘，载一年粮，远涉重洋，进占爪哇。元军于12月从泉州出发，浮海经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等地，2月13日抵爪哇界，分军水陆攻击。
从上述可见，元朝对海洋的经略特别是海外征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陆上拓疆模式，具有一定的海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