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国家利益?海权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在农业文明时代，谁拥有了制河权，谁就能够控制一方区域，使农业文明得到高度的发展，如历史上的中国，黄河、长江、淮河流域华夏民族的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讲主要靠的是制河权；而在工业文明时代，谁拥有了制海权，谁就能够控制一片地球，使工业文明乃至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推向世界。今天的美国，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当起“老大”并竭力推广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依靠的就是海权。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近代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几乎全是是从海上打进来的，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充分暴露了我海洋意识落后、“重陆轻海”的弊端。
其实早在清康熙年间，大将军施琅就在《靖海纪事》说：“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而到了清末，从海上蜂拥而来的屈辱触痛了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的民族神经的同时，也迫使他们不得不“睁眼看世界”，试图为中华民族梳理出一条富国强兵的出路。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作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编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较系统介绍西方的书——《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该书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但在1851～1854年陆续传到日本，随即引起日本朝野人士的高度重视，纷纷翻译刊印，争相传阅，认为该书对他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海军建设，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甚至被推崇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这样的结果是， 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中，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中国国土。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成为西方列强人皆可辱的东亚病夫！
今天，中国早已不是1840年的那个腐朽的老大帝国了。我们的国家实力空前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我们的贸易船只航行在世界各大洋上，我们和海外兄弟国家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似乎一个完美的大同世界正在向我们招手。
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近年来一些来自海上的挑衅和危险随时危及着我们的国家利益。远的如南海一些岛礁早就被某些东南亚小国实际控制，近的如悬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商船在光天化日下的亚丁湾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等。
中国在近代史上受人宰割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传统陆上帝国没有看到海权的重要性。如今，在海洋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显得紧要的关头，为了避免昨天历史悲剧的重演，中国已经到了该“恶补”海权课的时刻了！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西塞罗的这句名言流传至今。海权，即人类在海洋空间生存与发展的自由权。海洋行动自由权为什么会成为人类社会不懈的追求呢？这还要从人类历史的进程里找答案。
历史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更多的是局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特别是小农经济，“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足矣，战争的追求也不过如此。因此，没有必要在黄土高坡找粮吃而到苏伊士运河去打仗。以漠北草原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经济，虽然是通过掠夺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战争经济”，但战争的追求无外乎多一点牛羊、多一点草地、多一点生儿育女的女人。因此，即使能从呼伦贝尔草原打到多瑙河边，也还是要上演一出“东归英雄传”。工业化大生产则不然，无论是生产资料的获取还是产品的销售，都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以至于全球范围内展开。战争中可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工业化大生产中也可以“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产品市场，就朝别的国家要”，通过侵略他国，掠夺他国的生产资料、占有他国的市场来获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世界性战争的动因——为获取生产资料而战、为拥有更多的市场而战、为确保生产资料和产品流通的安全而战，同时也为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或者为夺取本阶级希望拥有的统治地位而战。
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聪明了许多，即使几十年处于“冷战”的状态也绝不进行“热战”。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全球化越来越明显，生产资料、产品市场的多与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与富，国际流通中的安全等，各种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因此，战争的威胁或者说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依然存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筹划国家战略必须以工业化大生产、全球化经济运作为基本着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