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非均衡战略我们要自省，是不能？还是不为？不能，是因为没有能力，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不为，恐怕就是良心上的问题了。在50年前，如果说不能，可以理解。经过60多年建设、30多年改革发展，在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背景下，再说不能，只能被认为是偷懒和偏心。
在这里，我们顺便谈一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从“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作为到2020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法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种文件报告中。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我们一些同志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认识尚未真正到位，加之一些惯性思维和疑虑，使得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往往说得多，做得少，甚至只说不做。
比如，我们一些同志从道理上不反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往往在财力问题上做文章，总是强调我国目前财力尚不能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认为过早、过多地提均等化，会吊高群众的胃口，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压力。我们承认目前我国的财力确实还没有达到财大气粗、绝对丰盈的程度，但基数也不能说小，2006年我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增长幅度达到21.9%；2009年达到68477亿元，翻了接近一番。力不从心固然在力，也在心，多大的财力才算够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意识与观念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正以人为本，心中装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意识到应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能有决心把花在其他方面锦上添花的钱用到公共服务上来雪中送炭。
我们这些年来，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同时，也意味着将大量的公共财力用于一些具体的经济项目建设。这些年来GDP中政府投资率高居不下就是明证。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在社会上已经有大量民间财力要求参与经济建设而且日益迫切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将主要精力与财力转到公共服务上来，既不与民争利，又可为民服务。这样一进一退，马上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凸现出来。
而且我们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不是要求一夜之间就全部实现。所谓“化”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要求一蹴而就。更进一步，我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前还加了两个字“基本”，这就意味着我们目前的均等化不是不切实际地一刀切、一般高，也不搞绝对平均主义。只是要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把这些年来在公共服务方面拉得比较大的差距逐步缩小，让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所分享的公共服务大体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以后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加，逐步增加国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财政投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所需财力并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天文数字。
还有些同志总认为把钱投在大城市效益好、回收快，投向农村见效慢、不赚钱。其实同样的项目，在城市与农村投入是大不一样的。比如修一条公路，固然我们可以花大钱去修高等级的高速公路，也可以花很少的钱修一条普通的三级公路。而在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基本交通需要方面，一条三级公路足矣。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现在在农村进行公共投入成本可能更低。
所以，我一直向我们的党员干部表达这样的理念，我们要带着感情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产党人要对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对中国中西部落后地区讲良心。
好在这样的理念已经体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中。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继续加快发展，但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全国一盘棋；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民生建设，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不合理差距。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战略方面走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战略。
第二个战略，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赚世界的钱。这些年来的发展，不能说我们没有赚到世界的钱，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不都是赚来的钱嘛？可是我们这点钱，赚得太辛苦了！
由于中国跟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美国开始叫嚣中国“威胁”论。可一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后，认为以中国跟美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得越快，对美国越有好处。他以罗技鼠标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