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邓小平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赴欧、日代表团的访问收获，对于邓小平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他视察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座间工厂，了解到这家工厂月产汽车44000辆，是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月产量的99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同中国合作。”26日，邓小平乘坐东海道新干线“光81号”列车前往京都、奈良、大阪访问。在飞速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速度快，蛮舒适，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的谈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认真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全会由此确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三、解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政府启动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十分注重试验，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在此过程中，中央十分注重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创造精神，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方针和政策。无论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扩大自主权改革，还是到经济特区的建立，都饱含了地方与群众迫切要求改革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又及时为中央政府加以制度化，上升为国家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实践上的良性互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始由计划体制逐步走向市场体制，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由传统逐步向现代转换，并从此告别了贫困与封闭，逐步融入到世界中去。改革开放也使一度曾被认为已经完全失败的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生，揭开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序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能够大幅度地改善人民生活，可以在追求财富与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可以不照搬西方的制度而创造财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从这个层面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因此具有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