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迅速推进，到1956年年初，我国经济建设中已出现冒进倾向。虽然经过主持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艰苦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中共高层领导产生了不同看法。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正是根据“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才保证了1957这一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中央和地方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中共中央还尝试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准备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总之，在中共八大以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不断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这实质上都涉及到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自苏共二十大去斯大林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挫折，特别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相继发生一系列流血事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则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与此同时，我国国内一些社会矛盾也逐步突出起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新阶段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才基本结束。在反右扩大化的影响下，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他们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与“大跃进”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自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党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主席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95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报道了全国的跃进形势：在农村中每天有近1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在工业战线上一再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同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