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共八大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中共领导人感受到了前苏联体制的弊端。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更加促使中共领导人重新审视前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以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共逐步走上了独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一、中共八大前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很落后。在没有先例和理论指导的条件下，如何尽快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提上了中共领导层的议事日程。
（一）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警醒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尤以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为代表。
苏共二十大是前苏联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956年2月14日，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1400名代表中，有近40％是在斯大林逝世后提拔起来的。2月24日，大会闭幕。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抛出了一份长达4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在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的代表们的惊愕中，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错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同时揭露了很多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情况。
苏共二十大，特别是《秘密报告》被公开以后，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要求摆脱前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市工人为减税和增加工资而举行了游行示威，示威群众与波兰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派来镇压的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
与此同时，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到匈牙利以后，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迅速蔓延，纷纷要求解除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政府总理拉科西的职务，为受害者平反。10月20日，传来波兰党的政治局改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的消息后，首都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涌上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说，邀请人们参加声援波兰人民和哥穆尔卡的集会游行。匈牙利党中央要求前苏联派兵协助镇压“暴乱”。10月24日，前苏联坦克部队开进了布达佩斯。经过十三天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最终，苏军平息了匈牙利暴乱。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匈事件的爆发，揭示了在前苏联模式长期影响下，各国共产党自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一事件坚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集体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
（二）中国国内的新情况
1956年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我国的政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农联盟已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伴随着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
同时，面对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了对前苏联经验和模式的盲从，从而为中共的独立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开启了合法性前提。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早在1955年年底，毛泽东便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5年年底，刘少奇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从12月7日开始，到1956年3月，陆陆续续找一些部委负责同志汇报工作，以摸清情况。1956年年初，毛泽东从杭州回京，薄一波向毛汇报工作时谈到此事，毛主席对此也很感兴趣，并让薄一波替他组织一些部门汇报。就这样，从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工业、农业、商业、财贸等34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当时毛主席每天起床后就听汇报，这样一连搞了两个月，把大家的智慧都集中起来，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十个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报告中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并且提出：“现在应当破除对于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了，应当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道路了。”这表明“以苏为鉴”成为这个时期毛泽东探索的主题和指导思想。而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10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前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