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弗兰西斯?培根
培根（1561—1626），英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及散文家。他通过持之以恒地用科学方法思考及依靠观察而非权威学说获取知识的态度成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他的《培根散文集》是英国文学中这一流派的典范，并被誉为英语散文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所运用的一些新鲜词汇还进入了英国文学传统。
身处高位者是三重意义上的臣仆——君主和国家的臣仆，荣耀的臣仆以及事业的臣仆。所以，他们没有自由——没有人身的自由，没有言行的自由，也没有支配时间的自由。
为谋得高位或者说为凌驾于他人之上，宁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人性的这种欲望真是不可思议！何况取得权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人在这条路上要忍受许多痛苦，然而得到的却未必不是更深的痛苦。
为了取得权势，人们常常不择手段。但即使达到高位也往往坐不安稳，一旦倒台便是身败名裂。因此，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正如古语所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但是，人性仍然迷恋于权势。因为默默无闻的寂寞是难挨的。正如那些老人，尽管风烛残年，却仍然闲坐在热闹的街口，借此追忆往昔的繁华。
有趣的是，身处权位的人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的幸福。而如果根据自身的感觉来判断，就很难找到究竟是否幸福的答案。他们能引以自慰的，只是别人对自己的羡慕和模仿。这使他们得到骄傲和荣誉，尽管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中也许恰恰相反。他们会时时感到忧虑，尽管他们只有在结局到来时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身居权位的人，往往没有时间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有权势者，既能行善也能作恶，不过作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所以最好还是不做。行善的意向是值得嘉许的，但单纯停留在好的意向上，虽然上帝可以接受，对于人世来说还不如一场梦。许多有利于人类的好事，要办成都需要借助于权势。
成功与美德是衡量人生事业的两种尺度。同时具备这两者的人，是幸福的。所以，一个人行事应当做到，即使面对上帝也不感到亏心,如此方能获得灵魂的“安宁”。
身处权位者，应该为自己寻找一个立身行事的楷模。此外，还应从过去那些不称职者身上吸取反面的教训。当然，这样做不应当是为了贬低他人，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辙。同样，如果有所兴革，也不应是为了诋毁历史，而是为了对后人开创好的先例。
掌权者应当研究历史。尤其要注意分析好的事物是什么时候蜕化和怎样蜕化的。同时还应当了解当代与历史的不同特点。对于历史，应当寻找其中最优秀的东西。而对于现代，则应当寻找当前最切要的东西。应当力求使自己的行动有规律性，以使人们能了解你下一步将做什么。绝不要过于自信和自负。当需要变更成规时，应该把这样做的理由向公众解释清楚。
掌权者享有特殊的权利，这是应该的。但对于这种特权，与其炫耀，不如默享，更不应当滥用这种特权干预法律，同时，也必须照顾下属们的权益。对下属的事，只应做原则性的指导，而不要事事插手。
要善于接受并且寻求对你有益的忠告。不要把那些“好管闲事”的热心人拒之门外。
掌权者易犯的过错有四点：延误、贪污、蛮横和受骗。避免延误的办法是：信守时间，当断则断，不把必须做的事积压起来。避免贪污的办法是：不仅要约束自己和身边的人，而且要约束那些行贿者。掌权者还应当注意防止受贿的嫌疑。如果对一件已决定的事情，无明显原因突然改变原则或意图，那么就可能引起他因收受了某种贿赂而改变意图的嫌疑。因此，当改变一个观点或做法时，一定要把目的以及改变的原因公布于众。
要注意，一个仆人或一个亲信，由于与有权势者的密切关系，常常可以成为通向贪污受贿的秘密渠道。
至于蛮横，应当知道，严肃能令人产生敬畏，而蛮横却只能令人产生怨恨。
至于被欺惑，那要比受贿赂危害更大。因为贿赂只是偶然发生的，而一个掌权者如果易于受欺惑，那么，他就永远只会不自觉地照别人的意志办事。
所罗门曾说：“讲私情没有好处。它使人为了得到一块面包而破坏法律。”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地位展示性格”。这就是说，在高位上的表现将使人的品格暴露无遗。
塔西佗曾说卡尔巴：“即使他不成为帝王，他也天生是个帝王。”而对于菲斯帕斯他却说：“掌权使他的人格得到增进。”第一句话赞许前者的天赋能力，而后一句话则赞许后者的修养。地位愈高修养愈增，这是具有善的品格的最好证明。因为荣誉是来自或者说只应该来自于美德。但世人往往当其未得志的时候，尚能具有某些美德，而一旦有了权势，就丧失了这种美德。这正如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一样，在启动时很迅速，而在行进中就缓慢下来了。
取得权势的路是不平坦的。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参加某一政派是必要的。但一旦达到相当地位后，就应当退出派争寻找平衡。当权者对前人的荣誉要珍视和公正，否则当你引退时，人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进行报复。
对于前后左右的共事者，应当相互关照。宁可在他们不想会见时会见他们，也不要在他们想会见时拒绝他们。在谈话中以及答复下属的问题时，不如忘记自己是一个地位高的人，应该使人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在工作上和普通人一样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