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我搞懂了身边的几个能人(4)

再说,现在到底是天下大乱呢,还是天下大治呢?

贞观六年,离那个天下板荡、人皆相食的隋末乱世还没有过去多久。虽然百姓们已经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甚至“岁有积谷,路不拾遗”,四方夷狄也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尊我为“天可汗”。然而真实的国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是有数的——贞观初期纷至沓来的水旱灾荒,再加上我数次对突厥用兵,致使国家的仓库和百姓的私囊都还远远不能和隋代相比。百姓现在只能说是可以吃饱穿暖而已。

所以像我这么一个辩论高手,遇到了魏征这样的太极高手,也只好为之语塞,苦笑而已。

因为,就像我了解魏征一样,魏征也读透了我。他看见了我的心,他知道我忌讳什么,想要什么。这也正是为什么魏征给后世人留下的乃是一个不怕死、不爱财、忠心为国为民的骨鲠之臣形象,当时朝中就有很多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原因。

“王霸之术”——就是权谋之术,“善得人主意”——就是善于揣摩对方心思,能够牵着你的鼻子走!

不要把事儿做绝了

可以说,在贞观年间的政治舞台上,我跟魏征真是棋逢对手,不,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受制于他。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这些人都是魏征先后向我举荐的人才。特别是侯君集、杜正伦两人,在我与魏征的关系最为亲密之时,因为魏征反复强调他们有宰相之才,故而这两人受到了我的提拔重用。这些人,都是属于山东集团在中央政府的代表人物,或者是支持他们的关陇集团成员。特别是王珪与魏征的关系更是非比寻常。每当魏征向我进谏之时,王珪也会在一边附和;而王珪进谏时,魏征又会在一边帮腔……

你们哥俩是在我面前表演对口相声么?

还有担任史官之职的杜正伦、褚遂良,对我日常的一言一行更是“必书、必记”。这使得还没有从“弑兄逼父”的阴影中走出,一心想给后世留下一个十全十美形象的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也正是魏征所期望的:监督我、制衡我,使我难以做出不合礼法的事情,避免我独断专行,再次搅得天下分崩离析。

其实,魏征啊,你的一片苦心,我又岂能不知道?你是为了天下苍生,我也是为了天下苍生。

不过有一点你一定要弄明白——这李唐天下的掌舵人,是我,而不是你,更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我之所以优待并宽容你,正是因为你的这一番苦心,同时也是因为你背后那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山东势力。

不过,以我的性格,要一再容忍屡屡犯颜直谏的魏征,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才会有当我离开朝堂,来到后宫,咬牙切齿地说出“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的话。

这不是气话,简直就是我的心声。我没想到的是,听到这番话的长孙皇后吓了一跳,连忙换上盛装来为魏征求情。

从此以后,我在最亲近、最值得信赖的唯一爱人面前,也无法吐露这一心声了。我只好把它深深藏在心里。

作为皇帝,这是明智之举,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如果你以为这么多年我就真的一直是抱着对魏征的仇恨走过来的话,那你就太幼稚了。老实说,很多时候,我敬佩魏征,也会被他感动,有时甚至会很喜欢他。说他妩媚,那绝对是肺腑之言。因为魏征大多数时候都很懂得说话,很懂得如何在其他人面前明贬实褒以抬高我的声望。同样也因为魏征的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山东集团的利益,更多的还是为了维护天下苍生百姓的利益。

然而,魏征的作用也仅限于此。他会在我头脑发热之时,扮演一个安全阀的角色。真到了我深思熟虑之后准备付诸实行某一计划的重要关头,我自然会独断独行,不去接受魏征的谏言。而魏征,大多数时候也会聪明地置身事外,抽身离开。

比如说,贞观十四年,我平定西域高昌国,决定在高昌设置州县加以管辖。最开始魏征对此事极力反对。然而在这件事上,我并没有理会他奏章中的拳拳苦心,坚持在当地设置州县。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东突厥灭亡,吐谷浑等部内附,西突厥在西域的影响力一蹶不振,对西域诸国的有力控制使得长久以来困扰中原的西北边患趋于消除。

魏征,只是一个大臣。而我,却是心怀天下的皇帝。作为一个成熟的帝王,要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心胸气概,但也要有洞察世事的眼光和斩钉截铁的魄力。听取意见的目的是择善而行,而不是为了攫取虚名而捆住自己的手脚。

可惜,很多皇帝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们要么是恨不得把身边的谏臣都赶走、杀光,而自己也受到唾骂;要么,就是在群臣的包围争执中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徒劳地留给后世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仁厚”之名。

不过,总有一天,我和魏征的这种微妙平衡将会遭到破坏,我是天下人的皇帝,而不是关陇集团的皇帝。山东,我一定要将它真正地控制在我手中。当大唐国势真正在我手中得到恢复之日,也就是这一天来临的日子。而经营山东,则更是实现我东征高丽这一既定战略的必然步骤。

这个时候,整个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都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贞观十二年,我命令高士廉、韦挺、令狐德菜、岑文本等撰《氏族志》,确定天下世家大族的门第等级。高士廉等不知变通,依然将原来的山东大族崔民干列为第一等。此举遭到了我雷霆暴风般的猛烈训斥,并且强迫他们立刻纠正错误,将崔民干等老牌山东士族降为第三等,而将皇室成员列为第一等的世家大族。

群臣们窃窃私语,他们在空气中嗅到了不祥的味道。谁都感觉得出来,朝廷很快就将迎来异常激烈的政治变动,而这场风暴的中心,便是魏征。随着政局的日趋稳固,魏征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警钟了。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君主。魏征毕竟还是为我大唐基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如今山东集团在我的打击下业已一蹶不振,我又怎么可能去跟魏征重提过去的旧账呢?

魏征,其实你大可放心,朕以公心治国,不会做出这等秋后算账的傻事。

不过,有一点我没有想到,深通帝王心事的魏征为了自保,竟然将自己平时对我的劝谏之言全数拿给了史官过目,并叮嘱他们将其记录在《起居注》中。

《起居注》是个什么东西?《起居注》就是史官手中所记载的君王平日里的一言一行,丝毫不得隐瞒避讳。哪怕是丑事恶行,也得秉笔直书。而且即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没有权力索取《起居注》过目。

换而言之,这就是历朝历代对君王的最后一道束缚——特别是对于背负着“弑兄”之名的我来说,就更是如此。所以,当我在魏征死后,从褚遂良口中得知了这一行为后,一种被欺骗和被利用的复杂情感涌上心头,我真的愤怒了。

魏征,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利用了我的信任、我的恩宠,却辜负了这一切!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连串不利于魏征的事件:杜正伦因泄露朝政机密而被贬斥,侯君集参与太子承乾谋逆事件而伏诛!

这些人都是魏征当年所保举的重臣,如今他们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魏征自然难辞其咎。

压抑多年的怒火,终于在那一瞬间爆发了。在群臣惊疑的目光中,我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叔玉的婚事。即便是这样,也难消我心头怒火,于是我又亲自下令磨掉了我为其撰写的碑文。

我从此与这个人再没有关系。我甚至不想再听到这个欺骗我的人的名字。因为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大唐朝堂之上,唯一一位能琢磨我、读懂我、迫我就范的臣子。这样一位大臣,对任何一位君王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那以后,我一度认为我彻底摆脱了他。不过冷静下来想想,我没有。

魏征啊魏征,你与我斗法这么多年,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名望?你要的不是这个。

权力?你要的,好像也不是这个。

财富?那更不是一生清贫的你所想要的。

其实,你想要的,只是尽你所能,去改造一位君主,让他实现你心中那个治国安天下的梦而已。

人家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我说,魏征有他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为什么王世充、李密、李建成所羁縻,同样也不会为我李世民所安抚。

想到了这一层,我突然感到一丝失落。

所幸,魏征想达到的理想,其实正是我所想达到的理想——一个清明、公正、繁盛、富强的大唐盛世。

过去的,就让它都过去吧,凌烟阁上,照旧有你的一席之地啊。

我和魏征的恩恩怨怨,从此便以这种方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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