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诀世(7)

他们中有人重生,有人死亡;有人登台,有人谢幕。他们背景迥异,起点不同,理想却惊人一致,命运的终点更是殊途同归。冯如说过,“中国强,在于空中飞机,水路轮船”。徐润、唐景星投身招商局,寄望“中国航运与外洋争衡”。然而,荒唐、无限宣泄与社会聚变下的现实颠倒乾坤,王朝的内陆航运完全为外国公司垄断。

1902年《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长江航运半殖民格局尘埃落定。数年间,外方势力此长彼消,起落靡常。到1911年,日本后来居上,占中国航行船舶总吨位22%,“招商局之势,不逮日人远甚”。日本邮船、大阪商船、大东汽船,纷纷把触角伸进中国内陆水域,获利匪浅--仅日本邮船,年毛利达300万元,净利约200万元,股息100余万元资料来自长江航务管理局网站《异军突起:百年的探索高潮》一文。。这在它们本国市场可望而不可即。日本其他商品也源源不断地往内陆倾销。从国人手中赚取的银子,部分用作企业扩大再生产,更多的则被野心勃勃的日本人投入到军工研发和军事力量上去。而借助四通八达的航运体系,大量日本间谍在本国商业力量支持下,测绘中国地理、军事地图,其心可诛。

中国内河航运界,日本人气焰万丈。最可恨的则是,一小群中国商人自甘成为日本培植和扶助的代理人,为虎作伥。戴嗣源的堕落过程就非常典型。

戴嗣源,浙江镇海人,中法战争时随淮军运输军械短期逗留台湾,创办戴生昌小轮航运。后人谈及戴嗣源,皆曰为“中国内河民运第一人”,却全然不顾其背后的那些蝇营狗苟。

1905年,戴家三辈人冒充台湾人,全家加入日本国籍,轮船公司由此摇身一变为日本在华内河扩张侵略势力的工具。悬挂上太阳旗,在日本人庇护下,戴家实力膨胀,飞扬跋扈,任意欺凌沿江百姓和国人兴办之企业:与利济轮局争占码头、派人捣毁永和轮局、撞沉民船、强行租用长沙“苦工码头”--恶贯满盈。

当理想无法照进现实,有人选择卖国求荣,有人选择“宁为玉碎”。

1911年2月,19岁的卢作孚卢作孚,一个堪称伟大、近乎完美的民族商人,生于艰难时局,长于腥风血雨,死于春暖花开。他一生别无他求,只愿国泰民安,为此殚精竭虑,付出一生。百年中国,商海明星璀璨,可如卢作孚这般的企业家,已然绝迹。与成都革命党频繁来往。与义愤填膺的革命人不同,年轻的卢作孚把报国希望放在了兴办实业上。他说,“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阅历、年龄差别甚大,卢作孚与徐润们却志同道合--长江变通衢,中国船队遍布世界各地海洋……无论时局多么恶劣,他忍受屈辱,负重前行,竭力在中国这块政治与经济贫瘠的土地上涂鸦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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