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很多孩子在操场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到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孩子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队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门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也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面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心世界和我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运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辆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个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父亲，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我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过雨湿了的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是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