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丹
我初中时读的是北京按照居住区划分的一所非常普通的中学，它的教育很一般，甚至不怎么好。初中时遇到我的一位语文老师，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他毕业时因为特别优秀，本来是确定要留在北大，但是他在实习的时候遇到文化大革命，实习以后就回不去了，就留在这儿，阴差阳错成了中学老师。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四川人，个子小小的，手里总是拿着一个烟嘴儿在抽烟，烟不离手。他写一笔极漂亮的板书。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他手里送出去一群中文系的大学生。
那时因恢复高考不久，而且这是一所普通的中学，所以就没有人考上大学，包括他的两个儿子都没上大学。我求学时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偏科，除了语文好，数学和其他的功课都不是太好，数学属于一塌糊涂的那种。但是我遇到了这位老师，就是这个老师让我相信，我是一个有才情的学生。
他总是在给我“添饭”：他每次总要给我很多书，然后总是要我读；上课总要评论我背书。一个老师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的这种特别的关注，它会让你觉得你必须为他好好读书。
老师有一次叫我去他家，他家在北京一个破破烂烂的胡同里，到他家时已是夕阳西下。
有一个场景二十多年以后我都忘不了。我一步跨进他家门，那个房子很小，一进门就一个大床，整个床上铺着被子，他的太太在一个小板凳上坐着，在那儿缝被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母，我当时有一种惊艳之感。就是在那么一个破败的房子里，坐在小板凳上，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在那里缝被子的一个女人，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一种大家闺秀的美。那种秀外慧中、落落大方，夕阳照在她脸上，我觉得那个女人太美了。我当然就很惊讶地站在那儿，我想说，她怎么能住这种破瓦寒窑，怎么能跟着我的老师过一辈子。她从容地站起来招呼我说：“你喝水。”然后老师从容地向我说：“你来，我叫你来是为了告诉你怎么做卡片。”
他家只有两间小房，外边就一个大床，里边就有像重要抽屉一样的柜子。我的老师把抽屉一个一个抽开，全是他那手漂亮小字写的卡片。墙上满是书。那个时候我非常震撼，就是我老师的学问和我师母的教养以及她的美丽，就在那种破败的屋子里，我１４岁的时候，突然懂了什么是文化和人文，太震撼了！
然后他们跟我说：“你的两个哥哥都没考上大学。我们见到你就像见到我们的孩子，你好好读书。”
那个时候我上初三，开始出现了这种考重点的东西。而我平时学习成绩不好。但我是属于那种考试不紧张的，考高中也阴差阳错地就考上北京四中了。北京四中是北京最好的一所学校。我考上四中以后，妈妈去学校给我办手续，我这位老师就拉着我妈妈哭了。我妈妈回来跟我讲：“你老师哭着跟我说，大姐啊，我心里太矛盾了。为了这个孩子，我愿意她去四中。但我的一个梦又垮了，又不能从我手里走出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我等了多少年才等到她呀！但为了孩子，让她去，我祝福她。”
我就这样上了四中。上了四中以后我果然考上中文系了。我再回去看老师，我的老师是学古典文学出身的，他高兴啊！还抽着烟。他那种才气，你总能从他身上看见那种满腹诗书气自狂的东西。
我大学三年级要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正值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当时最流行的是文艺美学，我也迷醉于这种文艺美学。我在马上就要报考文艺美学研究生时接到电话，说我这位老师肺癌晚期，已经是弥留时刻了。我到医院时吓了一跳，他本来就瘦瘦小小的，他身子在被子下面，好像床上根本没有人一样。我抵达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干枯，但非常有力地抓着我；他眼睛一直看着我，老是在咳嗽，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师母就在旁站着，看着我，他俩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突然就明白了，我就跟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说：“你放心吧，我考古典文学。”说完这句话，我觉得他的手突然把我抓紧了，然后用四川口音深深地从嗓子里头挤出了一个字：“好……”后来师母告诉我，这是他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字。
我考上古典文学研究生时，我这个老师已经去世了。我都没有见过师母的眼泪，那么美丽和优雅的女人。她说：“你来家里，你老师有留给你的东西。”我心想我这个老师有什么留给我呢？师母告诉我：“他说了，他的一柜子卡片，都传给你。”
其实，那里面就有他对于经典的解剖，对诗词的解剖。整个文化从一个人的生命中穿行而过。
他没有活到６０岁。
这是我的一位老师。就是有这样的老师，我知道什么叫做用生命提携学生。在某种意义上，他决定了我的一生。之后，大学、硕士、博士，我一路成长，是很多老师用生命给我鼓舞。所以这就让我确认了我这一生能认定的职业，就是当一个大学老师。
因为他们告诉我什么叫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