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绍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贵族，具有公子的身份。早年与李斯同师于荀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他看到韩国政治腐败、力量贫弱，一方面，多次劝谏韩王变法图强革新，但始终未被采纳；一方面，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和《说难》十余万言的著作，系统地阐述法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当这些著作传至秦国，立刻受到秦王嬴政的重视赏识，秦王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公元前234年，韩非出使秦国，因受李斯、姚贾谗言陷害，次年便囚死于狱中。他的著作后人称为《韩非子》，流传下来，现存55篇，是研究韩非和法家学派思想的主要资料。
教育思想
韩非的教育思想是和他的整体法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的教育主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禁止“二心私学”
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取缔“二心私学”。韩非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不是一条心，故称这些私学为“二心私学”。这些私学“乱上反世”，是天下祸乱的根源。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为了适应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统一政治的需要，韩非主张治国以法为本，在上层建筑领域只能宣传法家思想，严格禁止“二心私学”的存在，打击镇压“儒生”。要求对办私学的人“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禁止他们的行动自由和结社的自由。并具体提出禁绝的办法，“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从思想、言语到行动都要严加控制，以有利于思想的统一。
二、培养智术能法人才
韩非从推行“法治”，建立封建专制的需要出发，明确地把培养智术能法人才作为教育目的，体现了法家关于人才的观点。韩非培养人才的目标，与儒家和墨家思想有很大不同。儒家以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士为目的，墨家以培养具有“为义”、“兼爱”精神的兼士或贤士为目的。韩非则提出教育要培养“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和“耿介之士”。他认为，“智术之士”见识远大、明察事理；“能法之士”强毅刚正、敢于斗争；“耿介之士”驰骋疆场、勇赴危难。一句话，教育目的应该是培养一批忠实和服务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明法、守法、行法的具有革新精神的人才。韩非鄙视那些所谓“行仁义者”和“工文学者”，瞧不起儒、墨各家培养出来的人物。他专门写了《五蠹》这样一篇文章，称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秩序者为“奸伪无益之民”，把这些人看做是国家社会的蠹虫。“五蠹”包括“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的学者（儒生）、言古者（说客策士）、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耕战之人）以及工商者，而将儒生列在“五蠹”之首。他说：“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八个字是法家教育思想的中心思想和核心内容，可以看做是法家教育的总纲领。韩非认为必须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行符合法家精神，遵守国家的法律，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于是明确提出了著名的“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教育方针。韩非提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就是进行普遍的法治教育。他把封建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让全国人民都来学法、执法和守法。这个“法”，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诸方面。这样，法家的教育内容就和儒家把以礼乐为主的教育，墨家把科学和生产知识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完全不同了，以法律的教育代替了文化知识的教育。
韩非制定的法家教育路线和政策，是为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政治服务的，为后来的秦王朝所接受并付诸实施。他取消文化知识的传授，抹杀了学校和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是违反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这一点是先秦法家教育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缺陷。韩非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还反对盲目崇拜古代典籍和脱离实际空谈的恶劣学风。他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就是说，要遵循思想和实际是否一致，来判断“是”还是“非”；要通过“参验”来审查言辞是否正确。韩非所说的“参”是比较的意思，“验”是证实的意思，就是说要在接触实际中，用比较对照的方法求得知识。
四、在实际的斗争和锻炼中培养和选拔人才
他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即宰相一定要从全国有治理政治经验的地方官吏中提升起来，猛将一定要从有实践经验的普通士兵中选拔出来。
五、重视“耕战”教育
他说：“富国以农，距敌恃卒”，“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通过“耕”和“战”的实际斗争锻炼和培养人才，这是先秦法家普遍提倡的一条重要的教育途径。韩非和其他历史上的进步人物一样，也有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法治”理论是为维护和加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他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少数“圣人”创造的，并认为“民智，不可用”。这是无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认为，人的自私自利是社会矛盾的根源，从而掩盖了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也是错误的。但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前夕，他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提出的政治路线和一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教育观点，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有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