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塞里安医生从一个小购物袋中拿出新设备。蒂姆接过，没说话。一个自行车头盔，有什么可说的。头盔被改造过，能够发挥独特功能，经过特别制作，成本高昂。可他怀疑这样平常的一个物件会对他的特殊病情发挥多大作用。他戴上头盔，扣好，心底满是绝望。生物医药公司在头盔的海绵垫里装了感应设备。这些捕捉大脑活动信息的无线设备都扣在一条皮带上。他一时脆弱，居然鼓励了巴达塞里安这愚蠢的、权宜之计的英雄主义。除了头皮能感觉到带扣紧贴的感觉，什么特效都没有。珍妮看到他戴着头盔，突然笑了。他答应尝试，他试着戴上头盔，期望能得到些研究结果。可现在，他觉得那根树干就要断裂，他只能拼命紧握，随时会跌进无尽的峡谷。核磁共振扫描、梅奥诊所，到现在的体育器材检测，没有任何成功的保证，甚至连这种设备本身的价值都是令人怀疑。没有诊断，没有疗法——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珍妮继续笑着，很轻柔，但带点嘲讽，医生也跟着笑起来。蒂姆绝望了，他只想大哭。就这样了，除了眼前这个小小的医疗头套设备，他还看到一片永久憋屈的生活地域，健康的过去将一直折磨着他，就像朴实的大地折磨被上帝忽视的人们一样。
“这东西有用吗？”
“观察一下就知道了，”医生说，“记得要一直戴着它。同时，你应该把头发剃掉。这样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
他用剪子剪掉头发，然后又照着镜子用剃刀剃平。剃须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光秃、苍白的头皮吓了他一跳。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平时被文明的发型所掩盖。他也许很吓人，也许不舒服，也许刚从蛋里被孵出来。
他穿好衣服，戴上头盔，上了床。
“我很高兴，你改变了主意。”珍妮说。
他在考虑后果。现在，他不能去上班，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平等交易——用自己的正常生活交换一种盲目尝试。但是，他已经做出决定，他只需要一些理解，一些能够解释世界上所有秘密的小答案。
“我对这个东西的作用不抱太大期望。”
“也许这样最好。”她说。
“为什么？”
“如果它真的没用，你也不会太失望。”
他转身看着她，“我想说件事，”他说，他安静地、羞愧地看着她，“我知道，我们很久没有性生活了。”
她默不做声。通常，在对话中突然提起性生活的问题，都会引发一阵沉默。结婚二十年后，依然如此。
“我非常抱歉，亲爱的，”他说，“生病的事儿让我没有欲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关系。”她说。
“走啊走啊走啊走，这成了我脑中唯一的事情。”他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换了话题：“医生认为你应该吃些抗抑郁的药。”
“他什么时候说的？”
“我送他出门的时候。”
他确实很抑郁。每次发病，抑郁就跟着袭来，他所到过的或只是张望了一下的房间，都被一种阴郁的憋闷所笼罩。然后，他等待下一次出走。但是，这并非永久性抑郁。悲伤常会被阶段性的斗志所打败，他想，我总会好起来。他很坚强，很特别，有种内在的力量；他的生命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其他人的情况比这糟糕多了；时间是宝贵的，事情的发生总是有原因的，我们总有好的盼头；只要有信心去战斗，就会赢，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然后，他突然起床，抓起背包走了出去。她翻身，关了灯。
在黑暗中，她想，下次自己会有更好的运气。下次能看到星星排成一条线。如果有占卜师能用水晶球预测年轻情侣们未来的感情祸福该有多好。这人不适合你。不久以后，亲爱的，他就会掉链子，你就会被扔下，独自承担所有。这一切，将会是沉重的负担。在你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断了这姻缘。或者，你自己要适应这短棒。身体抱恙，本非离婚的理由。可他人的患病之躯成为你要背负的十字架，这公平吗？你想要这样的生活吗？
她讨厌这些念头。深夜里，在她脆弱的时候，它们吞噬了自己美好的价值观。在半梦半醒中，她等待电话铃响起。她憎恨自己关于“婚姻检验”的想法。如果他短时间内变得太人性化，你可以走。如果他身体出轨，不要悲伤地做保姆和看护人。带着自己完好无缺的健康和未来，离开他。你还有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重担和束缚中解放。
几周后，他躺在沙发上，看那些他以前有所耳闻的节目的重播。他看了奥普拉脱口秀、高尔夫球信息、公共事务频道和宋飞传。为了跳过广告，他不断换台。广告是令人厌恶的提示器，它总是提醒我们，看电视是多么浪费时间。当他沉浸于某个节目时，他不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每当节目的魔咒被广告信息所打破，他就会立刻换台，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他想了想那个案子，和在桥上遇到的那个人。他回想起那天他们相遇的情景，在大脑里重播了这个片段。他给罗伊警官打电话，问他追查的那人是否有新进展，但警官总是变着法儿地表达自己的怀疑、讽刺和冷漠。最后，他告诉蒂姆不要再打电话了。如果有消息，他会打电话通知他。可蒂姆还是继续打，接线员直接将他的电话转去警官的留言信箱，警官自然不会回复。
克洛尼斯接手了霍布斯一案。他知道皮特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克洛尼斯快速上手，但就快开庭了，克洛尼斯不可能在短期内了解所有细节。他们以为珍妮时日无多。
有时候，他绕着房子走来走去，下巴上的带扣晃来晃去。
贝卡在楼上叫他。这是她上大学前最后一个暑假，白天她都待在家里。在她登台领取高中毕业证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加油站的浴室里睡觉。她走在屋里，叫住他。她在沙发旁问：“爸，你没听见我叫你吗？”
“什么事？”
“有你的电话。”
“谁打来的？”
“麦克·克洛尼斯。”
“告诉他我稍后回复。”他说。
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把无绳电话递给他，说：“爸爸，我不接这种电话，我只接我的手机。”
“谁？”
“一个叫霍布斯的人。”
“跟他说我在医院。”
“医院？”
“跟他说我在医院。不用再接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