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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风雪肆虐的严冬。寒风吹过河面，冰块像毒镖般落下。一月份就下了四场暴风雪，雪堤被冻成灰色的街垒，像战争工事一样阴森恐怖、坚不可破。白雪掩盖了墓地里的墓碑，吞埋了街边停放的车辆。长期以来关于气候变化的争论暂时停息，公众视野集中于关注老年群体和被困在暴风雪中的人们的需求上。学校也已停课多日。物流运输被迫中止，每到飞机抵港的日子，仓库就堆满了货物。便利店里排起了长队，脾气暴躁的人们，发泄着对这种极端天气的不满。一些明智的公共服务部门将关注重点转向普通民众的需求——提供温暖的住处和志愿上门服务等。严寒是发明之母，她满腔仇恨，让人们在被痛力鞭打后获得教训。
因为下雪，交通拥堵，回家的路程显得尤其漫长。他经常加班，但今晚，他坐在回家的出租车里，没带文件和纸笔，也没带工作。她们在等他，但她们却没有意识到。司机将广播调到1010 WINS，听交通和路况信息。也许在其他地方，沿海地区或南方，并没有下雪。可眼前，雪片却像白灰一样堆积在挡风玻璃上。他手指和脚趾的冻疮又复发了。他解开安全带，躺在后座上，伸展躯体，顾不得理会司机的想法。他的一只耳朵紧贴着坐垫的皮面，广播声逐渐淡去。他把手放在脚垫上，好活动一下早已发麻的手指。他没给她们打电话，他的手机丢了。她们在等他，但她们并没有意识到。
到家的时候，司机叫醒了他。
他差点失去了这个家，以及家里的一切。舒适的浴室，挂在厨房里的铜壶，他的家人——他再一次差点失去了家人。他站在屋子里，打量着家中的一切。家里的所有，他都认为理所当然。为何会这样？他曾对自己许下承诺，不能将已拥有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可他已经想不起，又是在什么时候，这承诺被日常的生活琐事打破。可能，并没有确切的时间点。他把钥匙放在镜子后面的桌上，把鞋脱在长条波斯毯上。毯子是他和珍妮在土耳其买的，他们当时在土耳其和埃及各待了一周。他们总是计划着到各地旅行，下一次计划中的旅行是去肯尼亚探险，但现在不得不推迟了。他穿着袜子走在屋里，进了厨房，他摸了摸泛着微光的操作台。他喜欢自己家的厨房，古色古香的壁橱，摩洛哥风格的瓷砖防溅板。他走进餐厅，他们曾在这里和公司的同事们举行聚会，长餐桌可容纳十二个人就餐。他走到楼梯前，扶着橡木栏杆，一边拾级而上，一边看着墙上的家庭照片。楼下客厅里落地钟的滴答声逐渐被卧室传来的电视机里的笑声掩盖。
珍妮还是那么美丽。她戴着一副花镜，是那种搞笑的波普艺术风格，椭圆的框架上饰有红色的圆点花纹。她脸上长着可爱的小雀斑，细吊带突显出她细长的胳膊，在她迷人的锁骨下方，丝质睡衣衬托出她坚挺的胸部。她在做填字游戏。每当遇到难题时，她就抬头一边看墙上挂着的平板电视，一边把笔在上下牙齿间敲打，好像要叫醒大脑。看见他进门，她有些惊讶他这么早就下班回家。“晚上好，亲爱的。”她说。他像脱T恤一样脱下西装外套，把衣服的后身扯过头顶，袖子从里面翻出来，然后他抓住衣服的褶边，用力往外扯。衣缝那儿很难扯开，可一旦线头被扯断，整件衣服就都破开了。珍妮张大了嘴，但没说话。他把破烂的衣衫扔下，爬上床，跪坐着，像躲避爆炸一般。“怎么了？”她问，“蒂姆，发生什么事了？”他双手抱头，一动不动。“蒂姆？”她走到他身边，张开双臂从上面环抱住他，“蒂姆？”
他告诉她，他不知怎的就从办公楼里出来，走到街上。他在四十三街和百老汇路口拦了辆出租车，希望出租车能把他带回办公楼去。可是，当车靠路边停下，他伸手打开车门后，却没上车，而是继续往前走。司机是个锡克教徒，戴着粉色头巾，从后视镜里一直盯着他。怎么会有人拦下出租车，打开车门，然后又继续走路的？在联合广场附近，他试着打电话叫救护车，这是他上次发病时他们预想的求助方案。他跟接线员通话，解释自己的情形，却在走下人行道时踩到冰块，滑倒在地。“我的手机！”他起身大叫，“来人，帮帮忙，我的手机！”他扭到了后背。“请帮我捡一下手机。”没人理会他。他的黑莓手机跌落在马路中央，静静地躺着，毫无防备地迎接飞奔而来的汽车。他继续向前走。他给她讲自己走过的那些城市脚手架，避开的疯狂交通，经过的漠视人群。他告诉她，当他到达东河岸边的长凳时，已经筋疲力尽，就像从前的每次经历一样。他告诉她，他如何把西装外套折成枕头，摘掉领带，在寒风中汗流不止。他告诉她，自己如何在一小时后惊恐地醒来……
“旧病复发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