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有一种近乎无知的历史观点，即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处于某种极端的对立状态，水火不容。就如同在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几乎总是不遗余力地猛烈打压，甚至是妄图摧毁，其科学界的理论敌手，今天的科学机器也应该丝毫不讲妥协地虐杀对方。
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够发现，事实并不像课本所宣传的那样：宗教完全是迷信，阻挡科学去探索真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绝大多数历史性阶段里，宗教像所谓的科学一样，积极承担着理解世界的伟大职责与义务，为社会的合理进步指明了航向。
中世纪的神学家对自然哲学（科学）虽然怀有某些政治领域的敌意，但是就整体而言，他们的态度比较包容。若非如此，哥白尼革命就不会也不可能得以发生；而这场革命本身，至少是哥白尼日心说之思想体系，甚至也来源于神秘的古埃及宗教信仰。事实上科学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哪怕直到21世纪的今天都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虔诚的宗教头脑。正如伟大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反复指出的那样：
“我认为宗教情感才是科学研究当中最强有力而且最为崇高的动机。若没有这种热忱，就不可能在科学理论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任何成绩。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内存和谐，科学就不会产生。这种宗教式的信念是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性动力。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并向往着理解真理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
然而，深挚的信仰，在某些情况下，会为科学事业带来不少灾难；比如将年幼的科学从其宗教的母体中剥离，加以残酷虐待。历史上若非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不幸，近现代科学也就不会崛起于梵蒂冈的对立面。罗马的宗教“造圣运动”确实是篡改了历史，君士坦丁也确实向宗教原理中灌输了海量政治意识，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导致基督教彻底抛弃科学和信仰者对于真知的渴求。将科学的知识从宗教中一脚踢开并狠狠扣上了奴隶的枷锁绝不是罗马帝国的“政治杰作”，而恰恰是两位拥有着“深挚信仰”的宗教哲学家——即“恩典博士”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e）和“天使博士”圣阿奎纳（Saint Thomas Aquinas）相继做出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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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留·奥古斯丁生于公元4世纪的北非。他原本是一名异教徒，且生活极其糜烂；后来在米兰城高级牧师圣安布罗斯大主教（Saint Ambrose）的感召下，放弃了淫乱生活，转而走进了基督教神学的象牙塔。而当时，基督教信仰正逢多事之秋。在罗马帝国境内，各大分支教派均宣称自己所持有的教义才是符合《圣经》的终极内容。曾经身为古希腊语修辞学教师的奥古斯丁，凭借其超凡才智，坚定不移地投身于基督教的教义论战与思考，并将其余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尽皆奉献给了系统传播和表达他所认定的“正统宗教原理”。而奥古斯丁的神学作品，比如《天主教手册》（The Enchiridion on Faith, Hope and Love）更是直接奠定了天主教所延续至今的教义。
美国学者奥利弗·约翰逊（Oliver Johnson）和詹姆斯·哈尔佛森（James Halverson）在他们共同编著出版的历史学著作《世界文明的源泉》（Sources of World Civilization）当中曾经这样评述奥勒留·奥古斯丁对于后世宗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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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所倡导的基督教义和圣保罗所倡导的基督教义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都拥有相同的中心概念，即‘原罪’；但是前者凭靠超凡才能将这套理论系统地表述出来。而一旦完成了自己所信的这套教义体系的理论著述，奥古斯丁就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给相左的理论打上‘异教’的鲜明烙印。尤其是在他的后半生，奥古斯丁将其大部分时间、思考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教义正统性的宗教论战中，努力清除基督教神学所拥有的‘异教元素’。奥古斯丁的这种努力非常成功，正统基督教基本保持着奥古斯丁昔日倡导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