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蝎小猪
几乎打从一开始，美式犯罪故事便深欠英国同行一份情（爱伦·坡除外）。像范·达因（S。 S。 van Dine）与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这类作家，在其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都是将一个本质上为英式风格的主角添加了美式风格的外貌。
--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 ①
关于本格派与冷硬派的论争，自硬汉小说开创者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掀起“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以来，已持续近一个世纪，从未止歇。两派各自的拥趸比较常见的态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爱读古典本格的对硬汉小说避而远之，钟情冷硬侦探的则对本格推理嗤之以鼻。其实，尽管读者可以有自己的坚持，可以有誓死捍卫自身阅读倾向的权利，但有时候倒也不妨找几部“对立派别”的代表作品滋以补充、聊作调剂，往往会体味到意想不到的醍醐感。
上文所谓“美国革命”，是指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哈米特创作了一系列以硬汉角色、俚俗文化、市井犯罪为基调的作品，打破了当时英式古典解谜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真正开启了属于美国自己的推理创作之路。此前，范达因、奎因等人的早期作品，其中的侦探角色无一不是“英骨美皮”式的，缺乏独特的本土气质，因此“深欠英国同行一份情”。而哈米特所革新的恰恰是这一部分，他“把谋杀交回到有理由犯罪的人手中，不仅仅提供一具尸体而已”。经由冷硬推理大师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这句经典评述，我们可以看出，以描述真实世界、社会人心的“现实主义”代替追崇逻辑推衍、名探魅力的“浪漫主义”，正是这一派侦探小说的核心价值所在。对钱德勒笔下的主角菲利普·马洛来说，一场智力解谜游戏显然无法支撑整个推理世界，现实中永远都有比破案更重要的东西。
诚然，从“美国革命”到现在，以哈米特、钱德勒为代表的传统冷硬派已不复存在，随着日系和风的分道独立、警察程序和惊悚犯罪小说的崛起以及布洛克等人的多元改良，那种故事结构模式化、人物造型脸谱化的硬汉小说越来越没有市场，冷硬派将呈现更加瑰丽多姿的面貌，本书作者李查德（Lee Child）势必成为其中的最佳助力。他以一个英国人的身姿，却写出了多部以“独行侠侦探” ①杰克·李奇（Jack Reacher）为主角的美式推理作品；他以动作冷硬小说为主体，却在部分细节和个别议题上使用了密室杀人、叙述性诡计等古典本格元素和哥特惊悚小说的氛围；他创造了一个威猛硬汉，却没有在他的身世、气质、心理等方面多所着墨以突显那种典型的孤独、忧郁况味。倘使西蒙斯还活着的话，大概会感叹：“美式犯罪故事所欠英国同行的那份情，最终居然由一位写美式犯罪故事的英国人还清了，这世界还真够吊诡的，果真是循环往复、不爽无差啊。”
正如评论家珍妮特·马斯林在给浪子神探系列第九作《完美嫌犯》（One Shot，2005）撰写的书评中所言：“主人公与充斥当代侦探小说的忧郁人物形成鲜明对比，他不是个整天自我怀疑的家伙，而是秉持善念、以行动打抱不平的角色。但是李查德先生又赋予了他惊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严肃的道德良知和不时闪现的温柔。”在李奇这一人物的塑造上，李查德将自己的外貌和气质（身高体重相似，行事风格雷同）、求学和工作经历（换了好几所学校，工作多年却被单位突然解雇等）融入其中，一方面是对人生际遇的自我解嘲，另一方面则成就了一个新的典型形象。李奇没有遵循冷硬私探前辈的脚步，也没有掉入国际英雄主义的渊薮，而是更接近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平民游侠形象，在“险山恶水我独行”的时候，卷入那些“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犯罪事件”，深入社会、与民为伍、与恶为敌，救人、救国于倒悬危难，而后又“挥一挥衣袖”，不遗留一丝遗憾和任何问题，续步美国大陆。侦探主角的这份虽孤独却快乐的潇洒态度、虽偶尔落寞却坦然享受的散漫气质，在冷硬推理世界中几乎是空前的。在本书《暗夜回声》（Echo Burning，2001）末尾，李奇的那声“随便”是对其人生观的最好诠释。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将李奇称为“二十一世纪的詹姆斯·邦德”是完全失当的，因为只有那些不熟悉李奇及其缔造者李查德的人才会这样耸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