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看我心情不好，来我家开party，希望热闹一下，赶走低气压。熟朋友用我曾经拿来安慰别人的屁话安慰我：“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听说挪威人都很冷漠，你们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我应付性地微笑，左耳进右耳出。倒是一位我从没见过、朋友带来的新朋友，让我永远忘不了。
“嘿，王文华你好，我是John。我们在大学时见过，你可能不记得了。”
“嘿，John。抱歉，是在台大哪个场合？”
“你不会记得的啦。我们有些共同的朋友，他们常聊起你。”
“真的吗？喔，不好意思。”我又回到标准的客套程序。
“听说你最近跟女友分了？”他说。我想：我们又不熟，你怎么问我这个？
“喔，还好啦。”我没兴趣多谈。
然后他说：“这个party很好玩，你是很好的主人。但是在热情客气的表面下，王文华，你其实是个疏离的人！”
“什么？”我没想到他讲话这么直，我以为我听错了。
“你很会交朋友，但你不会谈恋爱。”
讲完这话他转身走了，留我一个人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等到我回过神来要找他时，他已经不见了。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我问当天来的朋友，也没有人带一位叫John的朋友。
这个悬案到今天仍然未解，于是我把John叫做“派对上的耶稣”。
因为只有耶稣，才会神龙见首不见尾，复活后就离开了。只有耶稣，才能如此一针见血地点破我的问题。
我不愿承认，但我知道耶稣讲的是对的：我热情洋溢，但也遥远疏离。我写过那么多爱情小说，但其实不会谈恋爱。
这一点，在后来我去日本时又得到证明。
到今天，我仍然在寻找派对上的耶稣。不是想请他再替我算命，而只是想跟他说：“谢谢你。”
我也想跟Jane说：“谢谢你。”我曾经幻想我可以变成纽约爱情电影里的男主角，和她在纽约的街道上散步，但我终究不行。不是因为纽约的街道阻塞了，而是我自己的心阻塞了。
跟Jane第一次约会后，我再也没穿过那件八百美元的皮夹克。但一直带着它去日本、去佛罗里达、回纽约，最后回台湾。两年前，发现它放在衣柜里都发霉了。肩膀处都变成绿色，像是Jane吃掉我一大口的绿茶冰淇淋。
我拿到洗衣店处理后真空包装封起来。现在挂在衣橱，纪念我唯一爱上的白人女生。
我常想起Jane，想她最后跟谁在一起，生出来的小孩长什么样子。
但我到今天都没看完《The Fountainhead》。不过我没放弃，准备以每年二十页的速度，继续看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