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月份牌堕落、恶心，”梅接着说道，为了保持笑容，她的嘴唇几乎一动不动。“他说为月份牌做模特的女人是病态的。他说这种病态并非来自于社会——”
“这种病态来自于画家，”Z.G.把梅的话接上了，“他认为我们做的事堕落颓废，无益于革命。但告诉我，我的梅小妹：没有我们，哪来的革命？你不用回答。坐在那里，不要动。要不然，我们整夜都要坐在这里工作了。”
谢天谢地，总算安静了下来。在民国成立之前，我这年纪，早就该坐着一顶红轿子，蒙住眼睛嫁入婆家，现在该有好几个孩子了，但愿是男孩。但我出生于1916年，民国成立的第五年。妇女缠足的习俗已经废止，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现在，上海人认为包办婚姻是落后的，每个人都想为爱情而结婚。同时，我们相信自由恋爱。我没有自由恋爱，我压根没谈过恋爱，但要是Z.G.想的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跟他恋爱。
Z.G.调整我的姿势，让我的脸侧对着梅的脸，眼睛却要望着他。我保持着这个姿态，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幻想着以后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自由恋爱归自由恋爱，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嫁给他。每天晚上当他作画时，我一遍遍回想着自己参加过的盛大仪式，想象着父亲为 我和Z.G.举行婚礼的情形。
快到十点时，我们听见卖馄饨的小贩在楼下叫卖，“来碗热馄饨，发发汗，凉凉皮肤好过夜啊！”
Z.G.拿画笔的手停在半空，装作考虑下一步要在何处着色，其实他在观察，看我们两个谁先动。
卖馄饨的男人走到我们窗下时，梅终于跳了起来，叫着：“我可忍不住了！”她跑到窗边，像以前那样，要了馄饨。我们用几双丝袜捆在一起，做了根绳子，梅就用这根绳子拴着碗放到楼下。卖馄饨的人送上了一碗又一碗的馄饨，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然后，我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重新开始工作。
午夜过后没多久，Z.G.放下了画笔。“今晚就画到这儿了。”他说，“背景等你们下次来的时候再画。现在我们出门吧！”
Z.G.换上了他的细条纹西装，打了领带，戴一顶浅顶软呢帽；趁着他换衣服，我和梅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子。我们补了补妆，又梳了梳头发。然后，我们三人走到街上，胳膊挽着胳膊，一路大笑着，大步走过街道。卖各种吃食的小贩在吆喝着他们的各色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