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文天祥被俘就义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其中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两句，傅斯年经常借以自勉自励。而《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即孔子所说的“杀身以成仁”，孟子所言“舍生以取义”两句。傅在题跋中所书“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可见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孔孟两位大贤立身为人之道信守不渝，虽名为幼小的儿子题书，实乃面对严酷的现实，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为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气概。
令傅斯年略为遗憾的是，当他在李庄史语所会议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时，竟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人响应。傅见此情景，进一步鼓动道：“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暗含激将之法，极富煽动性的言辞，仍然没有在众位青年心中引起波澜，其尴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静默一阵，傅氏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只是说了句“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一时就可决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35]言毕宣布散会，自此再也没召集会议提及入伍当兵之事了。
或许由于研究历史的缘故，或是经过无数风雨的吹打历练，此时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对政治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济大学的学生，甚或书呆子博士如杨宝琳者那样幼稚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现实，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见性方略。而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摆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讨论，各自心照不宣罢了。
◎?江水无语东流去
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36]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
沉默的青年学者们没有想到，政府这一假公济私的阴谋，被蛰居在偏僻小镇中另一个醒着的才女林徽因以诗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先知先觉的神奇印象。据梁从诫晚年回忆说：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首政治诗，“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37]后来的事实大多证明了林徽因眼光锐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确——当然，真正的悲剧是林徽因此时没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围，如吴金鼎的参军即是一例。
吴金鼎是在傅斯年开过征召会议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主动提出参军抗战的。这一举动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吴氏还是决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庄，独自一人提着背包悄悄地随“青年军”远去——尽管43岁的他此时已不再是青年。
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博士与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半路“出家”，给后人特别是研究考古学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谜。由于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吴氏本人离开李庄5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使他这次投笔从戎的心境和缘由更显得扑朔迷离。不过，既然他生活在李庄知识分子的群体之间，且本身还是一个颇有些名声的大字号“海龟”，总要在流逝的岁月中遗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