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融入新朝的旧大臣
咸丰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排先皇的葬礼。本来此事无须他费太多的心力，道光爷生前对一切都做好了安排。他生前不肯乱花一钱银子，连自己的葬礼也设想得非常节俭，朱谕遗命四条，其中有“无用郊配、无用庙附”二条。也就是说，他叫儿子在为他举行郊天祭礼时，不要配祭始祖，也不要修庙附祀，坚持他一贯倡导的节约原则。但是道光爷死后，安葬之事就由不得他了。葬礼是否节俭，要由儿子来决定。咸丰既想让父亲风光地入土，又怕有违先帝的圣训，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叫臣子们详议具奏。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三日，尚未登基的储君奕詝召见礼部侍郎曾国藩，咨询丧礼该如何操办。三天以后，咸丰在太和殿颁发登基诏书。第二天王大臣九卿集会，讨论丧礼究竟该不该从简。曾国藩专折具奏，引用古今制度，建议咸丰不要遵循道光爷的遗命。此议正合咸丰之意。
但凡新皇登基，和前朝的大臣总有一段磨合时期。曾国藩与新皇的第一次磨合，结果令双方满意。二月六日，曾国藩奉到上谕：“侍郎曾国藩所奏，颇有是处；其余京堂及科道等所奏，各抒己见，殊少折中。各折均著发还。”曾国藩以考虑问题周全、能够综合各方意见而得到咸丰的赏识。二月七日召见，曾国藩奏对甚详，咸丰更加高兴。
湘乡人曾国藩在道光朝最后十年每况愈下的国势中，醉心于加强自身修养，文章道德蜚声京城，契合了道光爷的宁静自守之道，得以飞快蹿升，从一个翰林，升到礼部右侍郎。据说他也曾借助穆彰阿的推荐和谋划赢得道光爷的关注，但他并未搅入穆彰阿一党的阴谋与祸害，洁身自好，维持了清望。
但是天下将乱的征兆十分明显，曾国藩也是看在眼中，心为所动，只是不敢妄言而已。作为一名汉人大臣，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想维护他所服务的大清王朝，又很想改革官场的弊端，把贪腐无能的满人官员取而代之。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思变，是局势突变的精神动力。不少汉人心中蠢蠢欲动。一类人想借此良机推翻满人的统治，另一类人则打算借机建功立业，登上高位，更新朝政的气象。曾国藩算得上第二类人的一个典型。
要让汉人官员更多地参与朝政，在不思更张的道光爷治下没有指望，但是皇位的更迭带来了机会。新皇即位，为第二类思变的汉人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咸丰为了培养忠诚有为的干部队伍，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于二月十八日颁发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中凡是有责任向朝廷贡献智慧的官员，必须从用人和行政的各个方面，谈出自己的真实意见，并且“封章密奏”，与皇帝秘密沟通。
咸丰皇帝号召官员献策，对象没有满汉之分，对于皇帝的号召，满汉官员同声响应。但是曾国藩的积极性特别引人注目。他于三月份上交了一份提案。
曾国藩没有针对行政问题发表意见。他说，人事和行政，两者同样重要。可是各项既定国策都有明文规定，不能轻易更改，所以如今只能在人事方面狠下工夫。朝廷必须感化人才，培养人才，考察人才，从三个方面来抓好人事工作。曾国藩还奉劝年轻的皇帝努力学习，每天听讲，广开言路，根据臣子们的章奏，考核他们的能力。
尽管曾国藩给人的印象是以道德文章为立身之本，但他绝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此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如果他仅仅倾心于修身齐家，而忽略了探讨治国之道，那么在咸丰小子打算推行改革的时候，他就不会站出来为新皇谋划，也不可能正中新皇的心思，引得新皇频频垂顾。
曾国藩脑子里究竟有多少想法，谁都莫测高深。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对国家的管理和经营不乏兴趣。在京期间，学界经世济时的新思潮对他颇有触动，他也探讨务实之学，对澄清天下大局颇有见地，只是他明哲保身，不肯向因循守旧的道光爷一吐胸臆。如今机会到来了，只要新皇有心进取，曾国藩就会成为一个前朝的批评者，甚至成为不折不扣的持不同政见者，对当局一贯奉行的军政方针提出另类的看法。
曾国藩深谙机巧权变，做任何事情，都会相机而动。条件没有成熟时，他不会把政见贸然托出。所以他的第一步迈得很小，不谈行政，只议人事。咸丰礼贤下士的姿态，确实激发了这个湖南人心中的热情。但他还吃不准这个穿着皇袍的年轻人能不能容忍臣子们批评政治的弊端和官场的腐败，听不听得进去民生的疾苦，是否会对各种大胆的提案真正产生兴趣。如果咸丰只是叶公好龙，他所言过直，便不免惹来杀身之祸。他上的这份奏疏不过是投石问路，避谈既定国策，只谈人事问题，规避了问罪杀头的风险。
咸丰皇帝很快就表扬了所有敢于大胆进言的大臣。除了曾国藩以外，还有几名汉人官员响应号召跳了出来，但曾国藩在新皇眼中拔得了头筹。上谕写道：
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