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拿指纹采样粉吗？”谢伊问。他懒洋洋倚着窗框，眼睛半闭地望着我。
“改天吧，假如你肯当个乖宝宝的话。”我从皮衣口袋摸出手术手套戴上，爸爸放声大笑，声音低沉刺耳充满轻蔑，随即变成压不住的咳嗽，整张椅子都在摇晃。
谢伊的螺丝起子搁在提箱旁的地板上，我屈膝用它掀起箱盖。鉴证科有两个小伙子欠我人情，还有两三位女士迷恋我，他们都愿意私下帮我测试证物，但还是希望我不去破坏证物，除非有必要。
手提箱里纤维纠结，发霉与长年置放让它脏污发黑，几近半毁，湿土般的味道又浓又烈，就是我踏进家门闻到的那股异味。
我缓缓取出手提箱里的东西，一件件堆在箱盖上，免得破坏证物。一条松垮的蓝色牛仔裤，膝盖上有两个方格花呢补丁；一件绿色套头毛衣，一条紧身牛仔裤，脚踝那装了拉链。老天，我认得这条裤子，想起它包着萝西臀部摇晃的样子，我胃部仿佛被人揍了一拳。我继续将东西取出来，没有停下。一件男人的无领法兰绒衬衫，蓝色细条纹，底色原本应该是奶油黄。六条白色纯棉内裤，还有一件已经碎掉、紫蓝色相间长下摆的螺纹衬衫。我挑起衬衫，出生证明掉了出来。
“喏，”洁琪说。她靠着沙发扶手，紧张地瞪着我。“看到没有？我们本来以为没什么，直到发现这个。我不晓得，也许是小孩胡搞或有人抢了东西需要藏起来，甚至某个可怜女人被男人欺负，把家当收拾好，等自己鼓起勇气远走高飞。你知道，杂志都是这么写的，对吧？”她又开始大惊小怪了。
萝西·博纳黛特·戴利，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生。这纸张就快解体了。“没错，”我说，“如果是小孩胡搞，那他们做得真是非常彻底。”
一件U2T恤，要不是烂成坑坑疤疤，可能价值几百镑。一件蓝白条纹T恤，一件男装黑色背心，那时正流行安妮·霍尔风。一串浅蓝塑料玫瑰念珠，两件白色纯棉胸罩，一台杂牌随身听，是我存了几个月的钱买给她的。我那时帮毕克·莫瑞在艾维市场卖盗版录像带，到她十八岁生日前一周才凑齐最后两英镑。一罐苏尔除臭喷剂，一打自己录的音乐卡带，有些依然看得出她圆嫩的字迹：REM《呢喃》、U2《男孩》，还有瘦李奇乐团、新城之鼠、行刑者乐团和尼克·凯夫与坏种子。萝西什么都能留下来，就是非带走她的音乐收藏不可。
提箱底部有一个棕色信封，二十二年的湿气已经让里头的信纸黏成一团。我小心翼翼扯动边缘，信纸立刻像湿香烟一样散成碎片。又得靠鉴证科帮忙了。不过，隔着信封塑料开口还是能看出几个打字机打的模糊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