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1983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我们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只有我深知他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我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天，我们都想显得轻松，显得乐观。我知道我们在互相欺骗，我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方。但有时候，我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冠华咳得厉害。我给他倒温开水，又扶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我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我的手说：“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我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你说。我有时自责，是否当初和你结婚是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治这病。”我的泪水终于禁不住了，我抽泣着说：“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对着月亮，我说过我喜欢教堂的婚礼，因为那是一种最神圣的诺言：要与另一个人终生相伴，‘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冠华替我抹去泪水，深深地叹息，他说：“没有你，这几年不知是否能过得来。我只是常内疚你为我牺牲太多！”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冠华之间，一直到他临终，我们都从未说过“死”这个字。我们只想谈“生”，谈生的希望，生的欢乐。因此我们也从不谈死前的遗嘱或身后的遗愿。即便到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暂的清醒时，他也许终于想说点嘱咐的话，我却阻止了他，仍然想给他以中秋夜的温馨，让他带着对生的希冀离开人世。最终的日子终于来临了！9月2日的晚饭后，我在院子里忙碌完后，回到书房时，看见冠华神色不对。他正在凝视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见我进来，他马上装着若无其事地拿着瓷杯进了洗手间。我意识到出了什么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上厕所。”我听见他把瓷杯倒了，换了清水出来，回到沙发里坐下。我不放心，他却再三说没事，不要紧张。过了一会儿，他又咳起来，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捂住盖子，说什么也不让我看。但最后，他已无力，我接过杯子，杯中是一口口带鲜血的痰！我顿时感到全身血液往头上冲，瘫在他面前的沙发凳上，禁不住全身发抖。冠华反而安慰我说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结核犯了。我知道不是，我说马上去医院。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这一夜，他没有怎么睡，咳出了许多血痰。他要我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后垫着的枕头上，他一直握着我的手。我后来一直在想，那个9月2日的晚上，我真是慌乱极了，可是冠华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一旦进了医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这个万般眷恋的家了，所以这一夜他是无论如何要在家里和我相依相伴度过的。自从他病重之后，我在卧室大床边上搭了一个小床，以便照顾他。但这天夜里，冠华要我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
冠华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住了20天，9月22日，他终于走了，永远走了！他是在明媚的秋日阳光中走的。这天清晨，天气特别晴朗。九点多钟，冠华突然异常清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吧。他睁开眼睛，竟同平时无大差异，只是讲话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阳光，微笑着轻轻对我说：“好！”我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真以为奇迹又出现了，慌慌张张地说：“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这时，何英同志和朱端绶大姐进来看他。他都听清了他们对他的慰问，还带着往常的笑容举起手打招呼，说：“谢谢你们！”这可真是难以想象啊！他们走后，我说：“你累了吧！喝点白蛋白好吗？”他说：“好！”我去冲了一小壶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把它枕在我的左臂上，我用右手喂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详、平和，微带笑意一口口从我手中喝蛋白水。我问他觉得怎样，他说：“好！”但就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后，他无声无息地和和平平地突然停止了，他闭上双眼像突然睡着了，只是没有呼吸！我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紧急铃。护士小段马上来了。我急得声音发颤，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小段是冠华最信赖的护士，此时她丰富的经验已告诉她最后时刻的来临。后来的事，我怎么也想不清了，只记得马上来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又运来了仪器，只记得我趴在冠华身上大哭，只记得我被架出了病房……
再后来，是谁出来通知我，冠华走了，永远地走了！他们扶我进病房，我似乎在腾云驾雾，木木地看着祥和的冠华，多想和他再说几句话啊！但他像熟睡一般……
他们没有让我送冠华去太平间。我不记得谁把我送回家的。但进了家门，我就意识到冠华再也回不来了。那真是悲痛欲绝，我连一眼都不能看我们的卧室，就躺倒在东边空屋的床上，呆呆地抱着我的两瓶“速可眠”，脑子里空空地问自己：“什么时候吃呢？”现在回想当时，我还是一直很感谢老杜（杜修贤），因为他是第一个闻讯赶来看我以及把我从死神那里往回拉的真正朋友。他看我神情痴呆，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他没有说多少劝慰的话却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要这样躺着，你要起来！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能死，也不能这样不振！陈老总不幸过早死了，张茜一定是没有挺过那一关不到两年也去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许多话要替老总说。可惜她那么快死了！”我一惊，但仍说：“老杜，我没有力气了，活不下去了！”他却说：“没有什么活不下去的，你要为老乔活下去！”我泪如雨下，但我却下床站起来了。
世上还有真情在我想凡是绝望已极，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大概都是想到死的念头就即刻去拥抱死神的。因为只要是在生与死之间犹豫不决，生的呼唤总会战胜死的诱惑。我在冠华逝世后的一年中踉踉跄跄在一条冷峻的生活道路上跋涉，很少温暖，很少关怀，几乎全凭着自己的理智和毅力挣扎着活下去。但我对生的希望逐渐地增加，我想到了我未尽之责，冠华有多少话要我来讲，我曾经对他作过许诺；我想到女儿妞妞，她仍是我生活的亲情所在。我也从朋友们的关怀中得到宽慰，尽管真正的朋友极少，但世上毕竟还有真情在！在这极少数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李颢。当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在黄浦江边时，冠华的老友李颢夫妇多次来信邀我去苏州。我去了，那是我绝望的转机。李颢夫妇的热情和照顾在我冰冷的心田里洒进一丝温暖。他们鼓励我在风景秀丽的东山之巅为冠华找一块安息之地。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想把我的骨灰与冠华的合在一起，但我说，我想把他的骨灰盒留在北京的卧室里陪伴我。李颢和慰情坚决反对，他们说我应当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在东山安葬冠华，他会喜欢因为那里山明水秀。我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去吴县寻找墓地。我所找到的远远超过一块冠华的安息之地，而是人们对冠华和我的理解和尊敬。吴县当时的书记管正同志以及东山乡的杨其林等许多同志听说我要在东山为冠华修墓都热情相助，使我不止一次感动得流泪。东山乡的同志陪我跑遍公墓上上下下，最后选中一块山顶十六平方米的墓地。我当时经济上也拮据。冠华病中，我靠早起晚睡为百科全书翻译词条，得到一些稿费来为冠华购买营养品。那时，北京医院北楼一层的护士们都会看到清晨和深夜，我借用护士会议室埋头翻译，中午冠华午睡时，我把小藤桌搬到过道还在拼命工作。也就靠了我这些艰辛的劳动换取的稿酬，冠华才得以保证一切营养需要，使生命延续五年之久。此时要修墓，我小心地问大约需要多少费用。而东山乡的领导竟回答说：“你能选择东山安葬乔冠华同志，这是我们的光荣！乔部长活在人民心里，他的墓将来肯定会是使东山扬名的一个景点。至于费用，你是自己出钱修，我们决定只收材料费和人工费。这块地就算是我们东山人民对他的一点贡献，感谢他为国增光。”我感动极了，冠华临终念念不忘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快就得到验证。
从苏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华另一位老友冯亦代的电报，要我速回北京商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无论是李颢，还是亦代、徐迟这些老友，在冠华辉煌年月，从未来锦上添花，因此我那时竟与他们从不相识。但是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们都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后又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关怀和鼓励，我对他们永志不忘。
3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绍给黄宗英同志。我和宗英过去并不相识，但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四五个小时，她的坚强深深感染了我。是她，听了亦代的介绍建议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时间医治心头的创伤。当时她正在蛇口干一番事业，她和袁庚同志谈了，同样是素不相识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热情的手，欢迎我去蛇口。他还专程派了一位年轻干部来北京陪伴我去那里。虽然，后来由于意想不到的干预，第一次去蛇口我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从袁庚到宗英，到许许多多其他蛇口工业区的朋友都由衷地欢迎我参加特区建设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滨感受到了一种冲破长期压抑的解脱。那里的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价值。我当时并不想扎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里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复平静，找到重新生活的起点。在蛇口时，我的情绪也仍然很不稳定，冠华的影子魂牵梦萦地无处不在。记得有一天晚上，几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里待了一会儿，总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于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遥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忧伤重又涌向心头。命运使我飘落到这南海之滨，前面的路就像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见亮光，望不见尽头。我记得我站在横杆边，任泪水往下流，直到朋友们出来找我。那一夜我难以入睡，后来睡着时，冠华在梦中时隐时现。
一周后我被莫名其妙地从蛇口叫回北京，我气愤至极，也绝望至极。在冠华逝世半年中，我艰难地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朋友们要我坚强地活下去，却也有人不仅为冠华的死高兴，也不喜欢我活得好些。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还在注视着我，不是为了帮助，而是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遗憾的是，在这些人中不乏昔日与冠华称兄道弟的“战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时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他死后连他的妻子他也无法庇护。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革命行列中！那是我第二次被压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视死如归。我锁上卧室的门，抱着冠华的骨灰盒，旁边放着我的那两瓶“速可眠”和一瓶冠华喜爱的茅台酒，听说酒可以助长药力。我在这世界孤独跋涉已经太累，太累了，我该休息了……
这一次拯救我闯过死亡关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败的性格。我把自己关在我们过去的卧室（当时的冠华灵堂）中足足八个多小时。当我从绝望中冷静下来时，我想到东山的墓还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会举杯庆幸我的死，因为从此之后，人们将无法得知冠华和我的悲剧。历史将永远被扭曲，公正将永远被掩埋。我不能死！
我终于打开了房门，又走进了生活，开始了新的搏斗。这一次，我得到了黄镇、宋之光等这些冠华老友的同情和帮助。最后，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中组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终于妥善处理了矛盾。当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已是1984年的秋天，冠华逝世的周年之际了。我的情绪经历了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验，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不论前面的路多么充满荆棘，我决心走下去，为了冠华，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所爱的大好江山和人民！那时候，女儿妞妞已长大成人，开始工作了。她担心我一人孤独无援，邀我去美国探亲。也有朋友劝我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为过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然而我却坚持留在了这一块土地上。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改变的一种执著和追求。不论这片黄土地如何把我青年时代的梦、中年时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论它溶进了我多少痛苦的泪水，我却总是难以割舍！记得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十六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冠华当时那种虔诚的信念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在自我的调整中解决。我不愿与他争执，因此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我对理想破灭的感受。我相信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是永存的，那就是对这方土地和生息于此的人民的挚爱。至于对不公正的纠正，1984年蛇口风波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年底，我拜访亦代、安娜。他们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在冠华逝世之时，我曾经下过决心，也在他遗体告别时向他默许过：假若我决定活下去，容我两年时间求得心灵的平衡，然后我将为求得公正而奋斗。一年后的此时，我却对亦代说，我想改变这当初所许的愿。作为冠华生前老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我说我不想为求得一纸公正去耗费我未来几年的精力，因为即使求得一纸又有何用？冠华1958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当他驰骋在国际风云的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笔时，有谁还会记得这当年的“严重警告”？而当1980年冠华忍受着一生最大的屈辱时，外交部却发来一纸“改正”通知，说1958年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冠华如果还在世，也许争取这一纸公正还有用，因为他渴求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遗恨，这一张纸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华一生，无愧无憾，我应当相信历史和人民。我问亦代，我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辜负冠华对我的寄托？亦代和安娜对我表示了极深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