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外人看，冠华当时正处于事业的光辉顶峰，中国进入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毛主席指示要全体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他在主席、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报》。党的十大，他又当选中央委员。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他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写给老仲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一切情感？冠华对他献身的事业是如此地忠贞，不论他个人遭受到什么委屈，人们三天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见到的却依旧是那个精神抖擞、具有独特外交风度和魅力的中国外交家，他的发言又一次令多少听众折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许至今还有不少人以为在那光辉成就的年月，我和冠华一同出席联合国大会也是何等风光，可谁又能看透我内心为冠华的担忧，谁又能想到我们在那风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将来的厄运和我们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难，为一场我们自己并不懂的政治斗争作出沉重的牺牲？
70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了去买“大件”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师都一样。除此之外，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待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才的事对不起。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易在国外可以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
1973年的10月，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去纽约参加联大。我们尽量地不去想在北京刚刚经历过的一切。这年中东发生战争，安理会会议很紧张。冠华最喜欢这种国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激烈辩论的年头，冠华就精神百倍，真是“斗志昂扬”。我看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外交事业。我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冠华会谈。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我真是不寒而栗。于是我给冠华出了个主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激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谈判。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我当时的确私心很重，我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平安！”在我反复劝说下，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说冠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冠华说都是我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我说我猜周总理懂得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冠华和我按时回到了北京，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但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三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了周总理癌症恶性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有回到西花厅会议室召开那我们熟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到人们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