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下午四时左右，会议结束时，外面已是瓢泼大雨，天阴沉得厉害。我想父亲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番不寻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为他的逝世而悲恸！父亲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钱财经过他的手，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而他一生又尽其所能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记得解放后，靠工资过日子了，母亲限制他接济别人。父亲却总有什么办法从其他阔朋友那里弄点“私房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帮助的年轻人来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记得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消息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进门就朝父亲遗像跪下痛哭说：“恩师，我来晚了，没有见您最后一面！”后来，他告诉我，50年代中期，他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深造机会，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一个县城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父亲。那是三九天气，北京十分寒冷，他却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父亲不仅见了他，还与他长谈，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最后，父亲不仅资助他的住宿生活费，还把自己的棉袍赠他御寒。后来父亲又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推荐这个年轻人上大学。几年后，他学成分配到一个省的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从报上看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后就立即赶来北京，但追悼会已过。
想到这一件件往事，我站在政协礼堂外的台阶上，望着那倾盆大雨，心头说不出的惆怅。我自出生不久就被生身父母抛弃，士钊（行严）先生抱我回到他的家，从此赋予我这多彩的人生。为什么一直要到他离开人世，我才悔悟到我欠了他许多情！
我独立一隅，等待暴雨稍缓再下去上车。但正在这时，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我嘴上说谢谢她赶来打招呼，但心里乱成一团麻。这时天上打起响雷，我的生活的基础似乎也被这轰隆隆的雷声震得来回晃动，找不到平衡！
这天晚上，我非常忙乱，但还是希望能见冠华一面。无奈他也忙，活动完了又去周总理那里开会。我知道那些会总要开到凌晨。我们只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互道珍重。我很想给他也打个招呼，应付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但我怕电话中说不清，反而增加他的压力。再说万一那是吓唬我的，虚惊一场呢！
7月2日，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离京赴广州。因为父亲已病故，原定的直飞香港接他回北京的专机改在香港追悼会和遗体火化之后去广州迎回骨灰。我们一行人在广州过夜，7月3日经深圳罗湖去香港。2日傍晚到达广州后心情坏极了。当时没有程控直拨长途，我挂了号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床上，种种愁绪涌上心头。我实在无法入睡，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信。1973年的上半年，我们之间在难得见面的情况下，虽近在咫尺却只能靠通信传递感情的信息。后来遭到浩劫，抄家，连一些纸片的只字片语都被抄走了，冠华却把我给他的几封信以及一张我的两寸照片小心地贴身珍藏，得以保留下来。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华横溢的书信却从此没有下落。在冠华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月2日深夜从广州给他写的。信中我说：
……
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间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这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广州的夜晚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现在异常地清新和宁静。刚才我在院中漫步抬头看见晴空中明亮的一弯新月，想起你是多么喜欢皎洁的月亮。我相信我们此刻正怀着同样的感情望着同一个新月。
生活与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离。
祝你一切都好。
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我难以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那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幻中，我对自己坚定的爱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这当初的山盟海誓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但我对所爱的人的信念，我对承诺的爱情的忠贞始终使我无悔无愧。
扑朔迷离的政治一周后，在我经历了一场失去父亲的深刻感情震动之后，捧着他的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儿妞妞乘周总理派的专机回到北京。飞机下降时，我从机窗里一眼就看到了冠华在列候骨灰的领导人行列中。他安然无恙，我顿感心头的重压消失了。在机场的忙乱中，冠华抽空对我耳语说晚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情况告诉我。不过并没有等到我晚上见到冠华，我已经知道这“重要情况”了。在我刚刚把殷夫人、眉妹安顿在北京饭店住下之后，7月1日出发前给我打招呼的“朋友”赶来饭店告诉我，在我离开北京期间，发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冠华面临的是难以预见的命运。在那个年代甚至后来的相当长一段岁月中，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晚上，冠华和老仲一起来看我。他们，尤其是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冠华说为了不把我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我，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我望着冠华那疲惫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才好。这种局面，我虽略知原由，但也远非我力量所能改变。我只得叹口气对他说：“有什么必要讲牵连呢！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老仲也在一边叹息。
此后的一段时间，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内交真是比外交复杂得多。我和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转入了“半地下”状态。每当他晚上来我家，他就同老仲讲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说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那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老仲打电话到我家，再由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我们住同一胡同，我在西头，老仲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如今想起来，这真是何等的荒诞！为了这不可捉摸的政治，我们本来是正大光明的恋爱竟必须用这避人耳目的方式。很多年后，我见到老仲的夫人刘锦琳同志，那时她也已失去老仲。我们看着彼此两鬓的白发，说起当年这段荒唐的历史，都不禁湿了眼眶，无限苍凉，无限辛酸！
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话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当时要准备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他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言之中。但无论他和我都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心里并不轻松。9月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仲曦东同志写了以下这个便条。多年后，刘锦琳同志给了我这张条子的复印件：
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老乔
28／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