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也做过一件很对不起小Uncle的事。记得有一年期末思想总结时，党小组召集我们去开会，叫我们给党员提意见。我们一群年轻孩子，提不出什么意见，但党支部一定叫我们好好想想。实在想不出别的，我们就说小Uncle这个党员什么都挺好的，就是不够艰苦朴素，他和我们去小镇散步，花钱太多。我至今记得小Uncle听了以后用目光注视我们的那种无奈又想笑的表情。我们说完了，觉得内疚，都不敢正视他。后来，小Uncle开玩笑地对我们几个“馋虫”说：“你们好啊！敲了我竹杠，反过头来说我不艰苦朴素！以后不请客了！”我们缠住他说：“小Uncle，你可别当真，别生气。我们也是被你们党小组逼得没有办法，实在想不出别的。千万千万，以后小镇还是要逛的！”那些青春岁月是多么美好啊！如今，我们自己已都是六十开外，小Uncle已七十多岁。前几年见他还很健康，不久前的一次令人伤心的为陈文容同学开的追悼会上没有见到他，听说腿有病，走路不便。每每听到这种消息总是会勾起我无限的惆怅。人生苦短！逝去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生活在一个强调阶级与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欢乐的年轻大学生，也避不开政治的干扰。记得我们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时，学校在新生中开展了一个“忠诚老实”运动。我们当时完全不懂得这个运动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才十八岁，我们十八年的历史除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什么都没有，因此又有什么可以向党组织“老实交代”的呢？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运动主要是查我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即使这样，我们也都坦然处之。其实我们入学前，学校人事干部早就看过我们的档案，这个运动无非是考验我们自己的忠诚程度。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个直系和旁系亲属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动。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严重问题，父亲是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他的历史其实共产党比我更了解。所以当党支部书记老何看了我写的材料后多次退回来叫我再好好考虑有何遗漏的海外关系时，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华社派来学习的调干，是个真正的老干部，和小Uncle很不一样。当时新华社派出了一批干部来学外语，准备派出国，老何夫妇大概是其中资历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国语学院就被指定为党支书。
终于，有一天，老何神态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讲了许多对党必须忠诚老实的大道理，然后单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会关系时有隐瞒。我真的被他吓坏了，我说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海外关系。老何说是我自己的关系。我更蒙了，我才十八岁，哪里来的什么复杂海外关系。我急得哭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隐瞒了什么。”老何说：“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组织上点出来，不过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厉害，心想就因为想不起一个什么社会关系，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说：“老何，你说吧，我实在想不起来。”老何提高了嗓门，对我说：“我问你，那个日本人木子口一——是你的什么关系？”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我说我根本不认识日本人。下面的故事是一个十足的笑话。但这种笑话竟差一点影响了一个年轻的十八岁女孩的一生。老何说我有一本书是一个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见到这本书，而且问过我，我当时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个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问我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在题字时自称“谣校校长”，称我为“教务长”。当时我对他说我和这个日本人办过一个“谣言学校”，他是校长，我是教务长。老何把这件事记得很牢，在这次“忠诚老实”运动中，他一直在等待我交代这“谣言学校”和这个“日本人”木子口一的事情。
我听完老何所说，破涕为笑，而且笑得非常开心。老何叫我严肃点，可我实在严肃不起来，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厚厚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译本。我的同级同学，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李中见到了，随手开玩笑地在扉页上题了两行字：一行是“赠给谣校教务长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谣校校长木子口一”，“谣校”来自我们当时正在读的一本著名英语喜剧“School for Scandal”（《谣言学校》，英国著名作家谢里颐著），而“木子口一”则是“李中”两个字拆开后变为类似日本名字的四个字的玩笑！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玩笑几乎成了断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们当时只有十八岁，如果是三十八岁，恐怕老何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会追问下去，同时，也幸亏老何是个公正的老共产党员，因而除了批评我今后不可开这种“政治玩笑”之外也就没有再难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1954年的时候政治气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缓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政治问题是很令人生畏的。
我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虽然积极申请入党，但我却从来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入党、入团是当时每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很少想到加入了共产党意味着从此跻身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1957年1月6日，英语系党支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纪轻轻的我竟失眠了，我写了长长的一篇日记，憧憬着壮丽的未来。我真的觉得从那一天起，我以庄严的誓言把我一生贡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当全体党员举手通过我的申请时，我流泪了，那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愿意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一切的真挚的眼泪。我以为加入共产党意味着我将用我的知识为我的伟大的人民服务。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我会卷入到共产党最高层的斗争中去，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我在外语学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同时也塑造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四年大学生活（1953—1957）的头三年是中国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特别是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知识受到尊重，知识分子也同时受到尊重。我记得那时给高级知识分子发一个证，可以优先上公共汽车。饭店里有铺着白桌布的特殊桌子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当时，科学与文化一片欣欣向荣。教授们可以按他们的意愿把知识灌输给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我常常想，如果1956年的政治气氛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能到那样宽松的环境去发挥自己的才干，那么今天的中国应该在科学文化上有更辉煌的成就。可惜这好景不长，1957年的一场暴风雨摧残了一切刚刚吐芽的花蕾！
就在那几年宽松的气氛中，我们得以读了很多书。我喜欢文艺作品，因此读得最多的是小说。英国19世纪末的作品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时代，我在上海的电台中听了广播剧《水仙花》，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可是感动得泪流满面。到了大学才读了它的原著《简?爱》。我的一生感情无形中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影响。那种对爱情的坚忍和自我牺牲，似乎一生都在影响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冠华饭后从家里的饭厅出来，我拉着他的手。那时冠华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但不知为何他突然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讨饭。”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罗切斯特双眼失明、穷困潦倒后，简?爱回到他身边，终身陪伴他的情景。我说：“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丢了官，我跟你回家种地，你眼睛瞎了，我拉着你。”说这话时虽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们处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却都觉得不轻松。不幸的是，后来这些预言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冠华丢了官，又身患绝症，我们经济上也很拮据。但我值得告慰自己的是我实现了自己对爱的承诺。冠华丢了官，我没有离开他；他病了我始终在他身边；没有钱，我靠自己的劳动，起早贪黑地翻译，挣一点稿费为他买营养品。这种境界来源于我自身，但得益于我所受到的熏陶。我们无数次地批判资产阶级文学对我们的毒害，而我内心深处却常常觉得在那些被划入资产阶级的文学中有着许多人类共有的崇高美德……
夜已深，人已静，在湖北沙洋的小土屋里，我的心沉浸在过去的十八年里。多少欢笑，多少眼泪！多少期待，多少失落！随着我的离去，这历史的一页将要掀过去。外面是黑漆漆的夜，但我却希望这夜是长长的。在这夜色中，过去十八年的点点滴滴回忆像无数的亮点在黑暗中闪烁。但当曙光来临时，这些亮点都将消失在晨曦中！
我几乎彻夜未眠。清晨起来，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准备上路。这一次不必坐敞篷大卡车了。8341军宣队为我准备了他们的军用吉普。
昨晚，我已和朋友告别，请他们千万不要来送行。我最怕离别，我宁可静悄悄地独自上路。但是我远远地就见到了吉普车旁的人群。我知道他们会来的！
我哭了，忍不住的泪水涌出来，向我的并肩战斗的朋友告别，向外国语学院告别，向过去告别！我看见朋友们的眼眶也湿了。我急匆匆地上车，既然要走了，就再不要犹豫。一旦犹豫，我会连上车的勇气都没有的。
吉普车开动了。许久许久，我还在注视着车后。在那尘土飞扬的迷雾中，我什么也看不见，却又像什么都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一行行十八年走过的脚印，那是无愧无悔的年华，尽管它们将成为永久的过去，但它们永不泯灭，我还会这样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