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要离开了，这点点滴滴的往事全部涌上心头，就连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忆的往事。风风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闯过来是多么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国语学院这一块外国语言耕耘的园地，毕竟留给我太多太多的记忆了……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时刻准备。战争需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为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报到那天，学校派车子从东华门把北京录取的学生接到学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所被称之为“高等院校”的简陋惊呆了。当时的学校设在靠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旁边。那里没有北京大学湖光塔影、曲径通幽的校园，也没有清华大学各个系配套齐全的教学楼。北京外国语学院设在袁世凯当年的兵营里。那灰色陈旧的二层砖瓦楼里，没有像样的房间，看起来更像个大仓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宿舍，那是一间足有一百平方米大的空间，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墙，里面放了许多双层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床铺！我即使对革命的艰苦有思想准备，但是对这样一个被称之为高等学校的校舍实在难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对“上大学”这样一个向往已久的梦想，我难以想象，二十多个大学生怎么能睡在这大仓库里？盥洗室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龙头。这一层楼面的学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个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两间厕所，就设在盥洗室里间，一间男一间女，要非常小心才不会开错那简易门。
我记得当我们被告知，那大仓库是我们的宿舍，那木头大架子是我们的床铺时，有的上海来的女学生当时就哭起来，哽咽地说上当了，她是来上大学的，怎么会跑到这种“蹩脚”地方来。
学校可能预见到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所以采取了打篮球“人盯人”的办法，派了许多老同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讲学校的革命传统。“木已成舟”，我们再不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开晚餐时又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等待着老同学带我们去学校的饭厅用餐。但结果是，我们被带到伙房外面的一块空地，每个人发给一套碗筷和一个粗麻绳穿的小马扎。老同学说，学校没有大饭厅，取了饭就在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吃饭。我们这批学生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大城市，没有农村来的，而且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裕。我们难以想象一天三顿饭要坐在马扎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众人哗然，说这哪里是个大学，简直是劳改所。
大学也罢，劳改所也罢，这就是我们的大学。不论它开始时让我们多么失望，但后来它却使我们魂绕梦萦，难以忘怀，因为我们毕竟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这个校园。
开学不久，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以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为之信服。生活上的艰苦已经习惯，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当时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云集了一批全国第一流的教师，教授中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秉汉……这样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青年教师的力量恐怕是全国少见的强大阵营，一大批解放初期向往革命参加华北革命大学的原来上海、南京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在经过“革大”培训后都被分配到外国语学院任教，其中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几十年中，他们都是英语系的中坚力量。我们庆幸能在这样优秀的教师指导下进入西方语言文学的神圣殿堂。
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是充满了团结、友爱、奋进的朝气蓬勃的良好气氛。生活也充满情趣。我始终觉得那是个无比光辉的年代，这主要是人们真正向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那时候的年轻一代人似乎心灵都很纯洁，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同班女同学中，陈佩冬是我的好友，我们睡上下铺，我在上面。我们二年级时，李秉汉教授给我们上精读课。其实我和陈佩冬并不相像，我的个子也比她高很多。但不知为何，李公总是把我们两人弄混。他点我名问问题时，总是叫我陈佩冬，而叫陈佩冬回答问题时又叫她章含之。开始，我们还纠正他，后来发现李公认定了我叫陈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反正期终考试，考卷上有名字，弄不错就行了。所以我们全班十五个学生都习惯了在上李公的课时，每当他叫陈佩冬时，我站起来，而叫我时，陈佩冬站起来。我们两人都不计较李公对我们课堂表现的评价。有趣的是，那个学期结束时上最后一堂李公的课，当他叫到陈佩冬，我站起来时，李公突然仔细地看着我，然后说：“Oh，I am sorry，you are章含之！”我们全体同学友好地都笑起来，李公问：“Have I always been wrong？”（我一直弄错了吗？）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后，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常常记起。
我们班上有一位调干学生，他叫顾阳光，很小的个子。他是从某个工作单位调来学英语的，已经是个干部，年龄起码比我们大十多岁。他后来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顾阳光身处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中与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大家都叫他“小Uncle”（小叔叔）。
小Uncle是带职学习的，所以有工资，在我们这些拿家里零用钱的学生来说，他实在是个大富翁。于是我们常常敲他竹杠。学校往颐和园去的路上有一个小镇，现在它已荡然无存。那个小镇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假日里，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地散步到小镇去买一大包花生，或是葵瓜子解馋。有时，我们也去那里的一家饭馆，吃上一盘蛋炒饭。小Uncle就成了我们去小镇的理想伙伴，因为他总是慷慨地给我们这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买足我们想吃的零食，然后我们就会一路吃回学校，小Uncle看着我们嗑着瓜子心满意足的样子，他也总是非常开心，他真是我们的一个好小Un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