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哦！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儿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的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毛主席还记得1963年有一天在学完英语后，我陪他吃晚饭时发生的那场“争论”。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题材的文章做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
后来，毛主席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毛主席一再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我还应当组织教师着手编写新教材。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到了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在中南海的家中。我向他报告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一定全力协助，准备再派几位8341部队的干部与我同去沙洋。
我们在周总理指导下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后，于7月中旬乘火车赴武汉转沙洋。8341部队又派出了几位得力干部与我同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与一群军人结伴同行，一路上他们对我很照顾。
那时候，旅行本身就是件很艰苦的事，而从武汉再去沙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可是我们没有小卧车，我们只能搭乘去沙洋的运货的大卡车。那两年我几次来回北京都是搭乘这种无遮无盖的敞篷运货大卡车。路途遥远，颠簸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沙洋干校。夏天，湖北高温至四十多度，那卡车在烈日下行驶，把人真是晒出了油；冬天又奇冷，坐在凛冽寒风吹打的卡车上，不论穿多么厚的棉衣棉鞋，都有一种冻僵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像样的地方住。武汉有一个接待点，在一个乱哄哄的招待所里。遇上那里有床位就算是很有运气了。经过一路折腾能在这脏乱的招待所一个床铺上睡上一觉，那感觉和现在住上五星级饭店真的差不多。遇上运气不佳，招待所客满，我们就要满街去找住处。记得有一次回北京，在武汉找住处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还未找到。最后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收留了我们，他们在洗澡的澡盆上放一块硬板，铺上一条薄薄的褥子，发给每人一套脏兮兮的不知多少人用过的被子和枕头。但就是这样在当时也心满意足了，至少有个避风的地方！那种艰苦的岁月，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不过那时候的人还真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论叫做个人崇拜还是叫做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再艰苦的路程也会去闯，而且还真的不觉得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