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利用墓葬砖石材料而盗掘古墓还可以理解的话，而因异乎寻常的要求取墓上封土致使杨贵妃墓受到破坏，也许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杨贵妃墓位于陕西兴平马嵬坡。其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殿就是墓冢，占地约1公亩（合100平方米），高约3米，墓冢以青砖包砌。在墓东、西、北三面有回廊，镶嵌有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史名人的游记和题咏。因当地传说妇女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可去掉脸上的黑斑，使面部肌肉细腻白嫩，因此其墓土被称为“贵妃粉”，远近妇女争相以土搽脸，连游人也要带包墓土回去，于是墓堆越来越小。守墓人不断给墓堆添土，但不久又被人取光。为了保护坟墓，只好用青砖将其包砌，防止人们继续在贵妃墓上取土。
古人对墓葬建设的投入是很大的，有些建筑用材，不仅设计精美，而且持久耐用，为他人所垂涎眼热。于是就有人打起了发掘墓葬取墓材，用来修建自己的墓穴，或者作为其他建筑用材的主意。
为了借用他人的墓材而盗墓，在古代屡见不鲜。
宋朝时，挖掘墓材，已经成了比较普遍的盗墓行为。致使一些人在修建墓葬时为了避免被盗贼挖掘，不再使用砖头和木材。北宋的吴春卿死后下葬，向下深挖两丈五尺，然后再按照棺材的大小挖坑，将棺材放进小坑，上面铺上东西掩盖，将两丈五尺深的大坑用土填充夯实，不用砖头。吴春卿埋葬先人，也是采用了这种办法，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将砖头挖走他用。
明朝正德四年，大太监石岩修建墓穴，但是没有可供使用的大砖有人向石岩建议说：“附近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古墓，里面有许多大砖，可以拿来使用。”于是石岩派人将那座古墓拆除，将里面的大砖全部挖了出来，用来垒砌自己的墓室。根据古墓的碑碣，被挖掘的古墓，是北宋名相王安石的墓葬。
历史上最有名、手段最为高超的墓材盗用事件，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贪图明十三陵中的金丝楠木，置九五之尊的颜面于不顾，一意孤行，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 发墓掘坟占墓圹
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例。六朝时的达官显贵死后多葬于金陵梅岭。南朝时的陈国有个叫做陈叔陵的人，他母亲去世前希望死后能安葬在梅岭。但梅岭作为六朝时的风水宝地，好一点的地方早已有坟墓。陈叔陵便掘开东晋著名宰相谢安的墓，将其灵枢取出，用原来的墓圹，把自己的母亲安葬进去。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有“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铱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这则故事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王伯阳占用了鲁肃的墓来葬他的妻子。
考古发掘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因占用前代墓室而“将远年之坟盗发”的实例。例如，江苏徐州茅村发现的一座画像石墓，主持清理的考古学者指出，整个墓室结构中有两处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处是墓门及其附近的建筑。现存入口处封门的石板，宽度虽大于墓门，但高度短1厘米，因此与横额及墓顶无法吻合。“压在东壁下面的石条，经过加工，并在棱角上刻成凹弧；压在上面的横额，左右两端各短2厘米，无法与其他两横额相衔接，而且是四条横额中唯一没刻画像的一块。从这些现象分析，估计不是原来的建筑，是后来重新拼凑上去的。”另一处是墓顶。“现存墓顶都是打开的，前室全部揭走，后室仅存三层，部分残段落在墓底，砸下来的碎石遍满底部。”此外，墓内随葬器物不仅破碎、残缺，而且位置混乱。“这些现象都证明，此墓早期遭受了较大的破坏。”从墓室结构和画像石的内容看，其建造年代应当为东汉晚期。然而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如陶俑、铜簪、瓷碗等均为唐代风格。特别是出土钱币5枚，其中“开元通宝”4枚，“天佑通宝”1枚，均为唐代钱币，其中“天佑通宝”铸行年代在晚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确定在唐代天佑年间。考古工作者根据诸种现象分析说，“此墓的石筑结构及画像石是东汉的原石原建，晚唐时，利用此墓室重新下葬，故后室均为唐代随葬物。”这应当看做比较典型的占用前代墓室的例证。
■ 政治惩罚显威严
开棺戮尸不仅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对被戮尸者的亲人也有很大的伤害。开棺戮尸常常作为一种政治打击手段，运用在斗得你死我活的政敌之间。因此说，掘墓，有时又是一种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形式。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说的就是董卓专政，曾经发掘车骑将军何苗的墓葬以发泄政治仇恨的事情。
《晋书》中《王机传》说，王机割据广州，陶侃遣督护许高征讨，王机军败退，病死于道。“（许）高掘出其尸斩首。”也是以掘墓宣示政治惩罚的史例之一。
《南史》中记载：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zhā）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因为父亲生前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爱护，竟然要掘父亲的陵墓，被人制止之后，又发掘其父所宠女子之墓的行为，虽然是表现皇族中亲情隔膜之重及父子仇恨之深，可是也说明了掘墓也有泄个人私愤的目的。
南朝萧梁时代，在梁元帝萧绎与岳阳王萧备的战争中，有相互发掘坟墓以发泄愤慨的史例。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经有掘后梁太祖朱温墓的奇想。
十六国时期，前燕第一位王慕容皝（huànɡ）于咸康八年（342年）攻打高句丽。前燕与高句丽连年征战，高句丽屡败于前燕。是役，前燕出兵4万，大将慕容翰与高句丽王钊大战，结果前燕大胜，乘胜追击，直捣黄龙，高句丽王钊单骑出逃。慕容皝没能俘虏高句丽王钊，为了彻底挫败敌方锐气，他发掘了前代高句丽王钊的坟墓，将其枯骨带回燕国。高句丽无奈，只得向前燕称臣纳贡，才在第一年换回了尸体。此举极大地打击了高句丽，从此高句丽一蹶不振，再也不能与前燕国抗衡。
开棺戮尸不仅可以打击军事上的敌人，在某些时候也能打击政治对手。唐代睿宗李旦第二次即位成为皇帝的时候，是在朝廷铲除韦氏，平定外戚之乱之后。为了彻底肃清朝堂上的外戚势力，并以此为鉴杜绝今后外戚的发展，唐睿宗对有罪的外戚进行了夷墓、斩棺、戮尸等严厉的惩罚。武三思是武则天时代之后继续干权乱政的武氏家族成员，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当时的太子李重俊诛杀了武三思父子。据《旧唐书》记载：“及睿宗李旦继位，下令掘武三思父子之墓，开棺暴尸，夷平坟墓。”武三思的族弟武恢暨虽然一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但其妻太平公主因作乱被赐死，其时已死的武枚暨也受到牵连，被平毁坟墓。唐中宗时期势力最大的外戚当属皇后韦氏一族，韦氏被诛杀后，她的族人也自然不能幸免。睿宗下令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堂兄韦询的坟墓夷平。唐睿宗通过这些看似残忍有失大度的方式，惩罚了唐中宗时期专权乱政的外戚，并彻底杜绝了之前唐代数十年外戚乱政的现象。
在这方面，清朝雍正年间，吕留良无辜受牵连而被戮尸应该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
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于是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于是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岳钟琪告发。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吕留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当时，吕留良及其儿子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进行处罚，于是雍正就命人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掘坟毁墓虽然有失道义，但却能在政治上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帝王权臣都会将这种方法作为政治手腕加以运用。
■ 挖祖坟破坏风水
中国古代出现的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数不胜数，而盗墓之所以被世人视为断子绝孙的行为，也是因为祖宗的地气被泄露，所以才恨得咬牙切齿。
古人在墓葬的选址上是十分讲究的，他们相信墓葬选在一个好的风水宝地，可以庇荫后代，给后人带来福祉。同样，如果对头有了一个好风水的墓地，尤其是对于帝王来说，就极有可能会使山河变色，被人取而代之。因此，破坏对手墓地的风水宝地，以求自安，也是一种盗墓的动机。
从战国到明清，曾经涌现出众多研究地理风水、气脉的堪舆高手，这些著名的地理师门集天文、地理、自然于一身，不仅堪龙踏脉，还精于通过考察自然来预知未来。史书记载，三国时的管骆堪舆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日，他随军西行，路过母亲的坟墓时不由得大惊失色地说：“林木虽茂，但不能长久。玄武无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齐备，法当灭族。”时不过两年果然应验了他的话。
古代堪舆理论认为：凡天地万物的形成、生存空间的优劣，无不是“气”的作用。如果谁家的墓茔葬在了风水宝地，就选中了生气之地。得生气的地穴才是活穴，不仅能荫及子孙，还可以保江山社稷不倒。这也是古人，甚至今人都会花大工夫大把钱请堪舆师寻找风水宝地的主要原因。民间传说，朱元璋这个穷和尚之所以能够开创大明王朝，成为了九五之尊，就是因为他的祖坟葬对了地方，恰巧那里有王气，是真龙结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