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吏盗墓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自己的前途来说，最为典型的代表非宋徽宗时期的李朝孺莫属。作为陕西的转运使，专门负责钱粮等物资的筹备、运输，他可以说是不缺钱花的。然而，为了做更大的官，把前途继续向前扩展，他想到了取悦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方法。宋徽宗有收集古董的喜好，因此，李朝孺认为要想升官，可以从这方面下手，把皇帝哄高兴了，官位不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吗？而盗墓是取得古董，尤其是那些较为珍贵的古董的“最好”方法。鉴于宋徽宗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皇帝，李朝孺是不敢把那些普通的古董送上去的。比干墓的传闻给了他希望，那件充满传奇色彩的铜盘墓志铭就成了李朝孺取悦宋徽宗的最好的古董。遇到这样好的机会，他当然不肯放弃了，盗墓也就成为必然。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猎奇来说，以东晋刺史温放之盗王士燮（xiè）墓为代表。温放之为当时的朝廷立下了不少军功，可以说是个好官。可是，他却偏偏对任何新鲜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甚至对在民间传说中被传得极为阴森恐怖的王士燮墓也充满了好奇心。他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为了看看陵墓中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些鬼神，掘开了王士燮墓，打开了棺椁。盗墓之后，温放之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然而，他也因为这种猎奇心理而死——在盗墓归途中堕马而死。
从盗墓是为了满足盗墓者变态的心理需求来说，南朝太守王玄象盗墓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王玄象与刘去一样，都对盗墓有着强烈的喜爱，并把这种无耻的行为当做一种嗜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的盗墓业绩十分显赫，达到了在他的地盘内找不到一具完整的棺椁的地步。他自小生活在官宦之家，不缺钱，不是为了敛财而盗墓。他与所盗陵墓的墓主也没有什么仇恨，盗墓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的盗墓行为是在一种变态心理下进行的变态活动。
除此之外，元朝杨琏真迦的盗墓比较特殊。他的盗墓融合了敛财、民族仇恨与歧视、取悦当权者以及变态的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他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怪胎。杨琏真迦盗墓确实搜刮了墓葬中的所有陪葬品，为敛财而盗名副其实；杨琏真迦的盗墓同时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对宋王朝以及整个汉族社会予以侮辱，表达元朝政权对南宋偏安王朝的极大蔑视。因为在当时，创立元朝的蒙古人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无法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上的落后。汉人也因为他们的这些落后而看不起他们。元朝统治者为了报复汉人的轻视态度，就采取了更为残忍的统治手段。在取悦当权者上，杨琏真迦是很聪明的。他看出了当时元朝统治者对汉人的不满，就极力做一些迎合统治者心理的事情。这从元世祖忽必烈对杨琏真迦盗南宋六陵的默许态度可以看出。
官吏盗墓的性质是比较好区分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官盗事件，只有一小部分兼有官盗和民盗的共同特点，像明朝陈奉盗墓就既是官盗事件，又是民盗事件。说它是官盗事件，是因为陈奉是打着朝廷的名义，带着军队去盗墓的。说它是民盗事件，是因为盗墓所得的财宝大部分都被陈奉私吞。
官吏的盗墓手段往往极不高明，并没有形成一个“专业化”的盗墓队伍。因为他们并不是专职盗墓的盗墓贼，所以不具备一定的盗墓经验和特定的盗墓技术。盗墓工具也极为简陋，以铁锹、斧子、刀剑为主。这些致使他们所盗的陵墓遭到的常常是毁灭性的破坏。有的官吏盗墓时还十分残忍，像伍子胥鞭尸三百，像杨琏真迦把南宋皇帝的遗骨与牛马粪混在一起，并造塔镇压。
纵观我国官吏盗墓史，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发生的——社会秩序混乱，朝廷统治黑暗，百姓生活极为困苦，民变时有发生。伍子胥盗墓是吴国占领楚国之后；温放之盗墓则是出于长久不安的东晋时期；王玄象盗墓发生在诸多小国相互混战的南北朝时期；李朝孺盗墓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兵大举进犯的时候；杨琏真迦盗墓发生在元军灭南宋的时候；陈奉盗墓发生在社会统治极为黑暗的明神宗时期。可以说，处于太平盛世，社会稳定，统治者贤能，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是很少发生官吏盗墓事件的。因为那些稳定的朝代，对盗墓贼的惩罚都十分严厉，制度也比较健全，官吏就不好钻空子。那些混乱的朝代，统治者自身难保，哪还有精力去管那些盗墓官吏呢？况且，有的官吏盗墓就是在皇帝的默许与支持下进行的，与统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宋徽宗对古董的嗜好，才引发了李朝孺盗墓。正是因为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杨琏真迦才敢在南宋六陵中作乱。正是因为有了明神宗的默许，陈奉才有胆量盗掘明神宗曾祖的显陵。
■ 聚蚁成堆即民盗
与官盗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民盗。民盗，指的是个人或团伙的盗墓行为，多数是出于对随葬品利益的追求。他们盗取随葬品后找机会出售来谋求暴利。与官盗最大的区别在于官盗不受法律的制约，而民盗却是违法行为，法律的制裁如影随形伴随着民盗们。
民盗没有官盗那样嚣张的势力，不敢明目张胆地行动，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传说民间盗墓者分为摸金、搬山、卸岭、发丘四个门派，有“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甲”之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摸金派。
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摸金一门能够根据风水和山川河流的走向找到墓穴的具体地点。他们进入墓穴之前要带上口罩，干活时要求动作麻利轻柔，从死者的头一直摸至脚底，不能对尸骸造成任何损害，对技术环节是很注重的。曹操设立摸金校尉一职，专门掘丘，所以摸金门弟子又被称为摸金校尉。时至宋元之时，发丘、搬山、卸岭三门都少有弟子出现，因此往往被认为门派传承就此断绝，只剩下摸金一门。
摸金一门中并非有师傅传授才算弟子，他们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皆是同门。不过在摸金门传承中，只有获得正统摸金符的人，才能被称为摸金校尉。号称掘丘一行的民间正统，与发丘天官的手段差不多，最善于以风水星象计算出古墓宝藏的方位。行事讲究留有后路，做事不做绝。
摸金校尉不喜欢与人合作，若独干有困难时，对方必须是很信任的人，只组成五人以下的小团体。积极吸纳现代社会的工具与武器，并能将它们与风水术法结合起来使用，但对传统行规最为重视，极少有人违反。不是很擅长武功秘法体术。
摸金校尉与发丘将军互相看不顺眼，摸金认为发丘与官府合作，挖掘古墓时坏人尸骸、损人风水，对行内传统规矩多有违背；而发丘以为摸金因循守旧，空有精悍手艺只为衣食谋，不能将行业发扬光大。
摸金校尉们最擅长的是找墓，他们往往将搜集来的各种资料，结合对当地风水的观察，总是能以很快的速度找到陵墓的具体地点。凡是掘开大墓，在墓室地宫里都要点上一支蜡烛，放在东南角方位，然后开棺摸金。动手之时，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地从头顶摸至脚底，最后必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在此之间，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灭了，就必须把拿到手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按原路退回去。
进墓前需戴口罩，入内千万别把口罩取下来。第一里面的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墓里，不吉利；第三，不能对着古尸呼气，怕诈尸。
一般都是三人一组。一个挖土的，因为坑外不能堆土，所以还有一个专门去散土，另有一个在远处放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搬山道人一派。
“搬山”采取的是喇叭式掘丘，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他们大都扮成道士活动，正由于他们这种装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神秘感。有的人以为他们发掘古冢的“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道术的法术。
搬山一派，最早在秦汉时就有雏形，但是兴盛于清朝中期，搬山一派擅长破解墓葬中的暗器和机关。他们常常利用外力损坏墓葬外围，进入墓穴盗宝。风水上只是粗通门道，但与其他三派相差较远。搬山道人行事多独来独往，从不与他人合作。传统“武功”比摸金强一些。
搬山一派的前身与茅山略有渊源，但因为理念原因，也是互相排斥。由于创派时间比较晚的缘故，继承风水法术不多，对传统行规彻底无视，被其他门派所排斥，就极少表露真实身份，以道士的身份周游国内各地，没有太强烈的善恶与民族观念。
搬山道人掘丘，只为求财，虽通机关，但一贯以破坏为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人身安全及销赃渠道计，亦有自然形成而流传下来的种种套路。
卸岭一派属于“两栖动物”，游走于绿林豪强和盗墓贼之间，人数众多，实力强大。有墓的时候挖坟掘墓，找不着墓的时候，首领便传下甲牌，啸聚山林劫取财物，向来人多势众，只要能找到地方，纵有巨冢也敢发掘。卸岭门据说创始人得仙人传授，有令人力大之法，所以卸岭门门人，多是力大无穷、通晓武功之人，被称为力士。传说当年威震九州的吕布也曾是卸岭门传人，为董卓筹备军饷，曾挖掘过多位汉皇墓葬。
此派于北宋期间经过逐步交流融合，吸收了摸金与崂山派两派特色，形成了具体的流派，对风水术法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擅长于破坏法阵，熟悉各类风水地形的弱点。
元朝时期，因敌视元朝政权，被大肆迫害，于是展开全面报复，以破坏成吉思汗陵的风水，败坏元朝江山为己任。最终破坏了成吉思汗的几处附陵，恢复汉人江山，也因此和蒙人结下世仇。蒙古占据天下时，曾发出金鹰令，召集一个集合了天下刺客的秘密组织追杀卸岭门门人。据说直到今日，这一刺客集团的后人依然遵循祖训，追杀卸岭门门人。也正因为如此，卸岭力士最为隐秘自己身份，非本门之人虽父子妻女也不会告知自己的身份。卸岭门门人后来淡出中原，曾经多活动于苗疆外蒙西北一带，近代在中亚北非欧洲也曾经出现过他们的踪迹。
卸岭力士多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对华夏一族的传承很是重视，虽然活动范围不在中原，但传人只在汉人内寻找，对可能危害到汉人中原政权的国家，无所不用其极。精擅传统武功，行迹类于侠客。
卸岭这一派主要用鼻子闻，为了保持鼻子的灵敏程度，都忌烟酒、辛辣之物。用铁钎打入地下，拔出来之后用鼻子闻铁钎从地下泥土中带上来的各种气味，还有凭打土时的手感，地下是空的，或者有木头、砖石，这些手感肯定是不同的。
真正的大行家对洛阳铲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地下土壤如果不够干燥，其效果就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江南那些富庶之地，降雨量大，好多古墓都被地下水淹没，地下的土层被冲得一塌糊涂。
卸岭派长期被蒙人追杀，门人多朝不保夕。为图自保，千百年来前辈的规矩多有变动，并演变出种种新的行规，比如从不对汉人甚至华人的陵墓出手等等。
发丘将军到了后汉才有，又名发丘天官或者发丘灵官。其实发丘天官和摸金校尉的手段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一枚铜印，印上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八个字，在掘丘者手中是件不可替代的神物，号称一印在手、鬼神皆避。此印原型据说毁于明代永乐年间，不复存于世。
发丘一派与摸金一派的手法接近，技术上稍微逊色，但他们注重团队合作，经常以古董商人或当铺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瞄准大型的墓葬甚至皇家陵墓下手，是四派中唯一不忌讳与官方合作的一家。清代因为外族迫害，流亡海外，多活动于东南亚及美洲一带，诸多大型古代陵墓发掘队中曾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发丘将军行动的同时邀集多人，做好详细计划，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应对措施。然后按部就班，依次进行。因此在掘丘过程中危险性最低。而麻烦多来自事后分赃保密等程序，因此有所针对地产生了一系列规矩。
除了以上四大派别外，还有两派不知名的，即崂山道士派与茅山派。
崂山道士一派擅长于驱鬼捉妖、诅咒解咒、传统中医、地脉风水、内家功夫等。其中地脉风水与传统功夫两法分流到山贼组织，形成了卸岭力士一派。曾经辉煌一时的绿林军中多有崂山门下。传说唐末义军领袖黄巢就学过崂山之术，并曾经在陕西挖过多处唐墓以充军饷。而崂山派内部这些本领却逐渐失去传承。
崂山道士多以驱妖捉鬼、周游行医为生，也有人为富豪官宦服务，对付其敌人。崂山弟子素以不分正邪、行事胆大妄为著称，号称只尊天命、不理人情。弟子中颇多和四大门派合作盗掘古墓牟利之人。四大门派中回避僵尸的法器药物，也多为崂山弟子所创，与茅山为宿仇。
茅山派属于道教教派，为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所创，因在茅山筑馆修道，尊三茅真君为祖师，故名。一说汉茅盈及其弟固、衷，得道于茅山，开茅山道派。此派主修上清等经书，奉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太微天帝君、后圣金阙帝君、太上老君等为最高神，主张思神、通经、修功德，兼修辟谷、导引和斋醮。该派代表人物除陶弘景外，隋唐时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高道辈出，隐若道教正宗。北宋时与龙虎山、阁皂山同为道教三大符箓派，号称三山符箓。元代以后归并于正一道。
茅山派擅长寻穴找墓、风水祭祀、迎亲典礼、机关阵法、相面测字、看八字、算吉凶，甚至逆天改命等。其中机关阵法，与搬山分甲术意外流失，形成了掘丘一行中的搬山道人一派。
茅山派人多以道士身份巡游四方，以参赞红白喜事、看风水找坟地、看相算命等行当为生。茅山派认为天命虽不可违却可变，所以最擅长利用墓穴改变他人命运。也因此和掘丘者水火不容，中土墓穴中的守墓机关，号称有半数为茅山弟子所创。
茅山、崂山两派为宿仇，结仇原因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追溯。实际上，后人多是因为谋生过程中产生冲突。崂山道人惯于破坏墓葬取利，茅山弟子则要费尽心思研究如何不让人掘丘破运，一来二往两派中人死在对方手下不计其数。
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的人，积累有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对付规模小的墓葬自然是连夜赶工取走珍宝，在天明之前消遁无形，速战速决，干净利索。对付规模较大的墓葬，必须采取持久战，这时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在墓葬周边开荒种田，播种玉米、高粱等高秸秆农作物。等它们长高后，利用青纱帐做掩护，将墓葬挖掘一空（安全，就是得等庄稼长高，需要耐心）。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就可以被洗劫一空了。三是在古墓旁修建假坟，施工时暗中挖掘地道，进入墓葬。
不管用什么方式伪装，最后都得挖个盗洞进去。盗墓者确定墓葬的大致位置后，一般直接在地面垂直挖洞进入墓室，留下的盗洞大多是圆形的。但有些大墓比较深，直接开挖通道很容易塌方，搞不好就会把盗墓者压死或关在墓里面，于是出现了事先在墓穴的上方挖个大小仅容一人操作的方形洞口的做法，这样可以避免塌方。随着盗墓技术的成熟，出现了迂回挖洞的方法，盗洞也由圆形变成了方形，并在四面装木板，利用木板的支撑作用，基本可以避免塌方，得手后或火烧木板或将木板抽出，防止留下痕迹。
由此看来，盗墓这行当并非人人可做，它需要有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风水堪舆本领，以及专业的盗墓技能。对常人来说，除了会刨土，其余的环节着实勉为其难。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至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
现代盗墓贼的盗墓工具已经比以前先进多了。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
无论官盗还是民盗，究其本质都是盗窃行为。这一行为不仅非法获取了他人财物，打扰了死者的长眠安息，也造成了大量文物流失。他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