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母题是与疾病、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关注疾
病有关问题，像张贤亮小说里的性无能，是人性被压抑被扭曲的结果，属意识形态。从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关注身体，1995年以后出现了一个身体神话，像变形金刚似的，男人女人是个特能战斗的队伍，带着强烈欲望，又如同一部轰炸机，到哪里都是轰炸一天后又去轰炸了，无所不能。像朱文
《尖锐之秋》，开始写痛苦，这时朱文已不像《我爱美元》时那样无坚不摧，开始写年轻人生活、心理、疾病、痛苦，但不是忏悔，写疾病特别是性病。九十年代以后的新作家里面拼命张扬身体文化，对生命脆弱的地方没有体验。“非典”让人重新认识到生命是有限的，身体是有局限的战斗体，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导弹，人性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意识到身体还是与那个两千年前的身体一样脆弱，不管我们外部环境、生活水平怎么提高，身体还是那个身体，身体还是那样脆弱，弱不禁风。
在“非典”之后，文学可能有些变化，作家的生命意识会有所加强。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这种高速发展就带来高度消费的欲望与可能，使得我们文学领域，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把人变成消费机器，变成欲望消费机器，同时也在不断抒写这种感觉，书写身体神话。那么“非典”之后，我们会意识到，身体也是血肉做的，生命是有限的，不是无所不能的。此外，生命危机意识会加强。以前的危机都是政治的、暴力的，现在有了一个自然灾害来阻止我们的命运。再一个对文学的影响就是作家的自然意识将得到加强，对环境、野生状态、自然的关注会多起来，会更加关注环保，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