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没有龙济光的“勇于开拓”，也就没有后任陆荣廷的“发扬光大”。
1920年10月，粤军将桂军驱逐出省，陈炯明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严厉禁赌，广州市公赌禁绝，赌商纷纷流落澳门继续开业，一时造成澳门赌业大繁荣。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但在6月，深得孙中山器重的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退上海，调遣各路援军进粤“平陈”。次年元月，各路新军和军阀涌向广州，陈炯明败退惠州。广州城区内外到处是军队，军饷岂止匮乏，广府几乎一文也掏不出。区区困难自然难不倒驻扎在“赌国”的军队，各路援军，以营地为界，招商承赌。此际广州倒也成了真正的“赌国”，大街小巷、民宅商铺，举目皆是“防务义会”、“犒劳义师”之类的招牌，大小挂牌赌馆赌档竟有500余间之多。
原先番摊一枝独秀，现在杂赌遍地，抢了番摊的客源。番摊赌商忿忿不平，呼吁禁止一直属于私赌的杂赌。1923年2月下旬，传闻得了番摊赌商好处的城内滇军司令杨希闵，派手下一营长带领弟兄巡查杂赌，四处到杂赌档抓人。凡开赌者，棍打40；参赌的男赌客，棍打20；女赌客棍打10下。在有的赌档，连睇（看）客和茶水工也不能幸免，打完了再放人。
杨部“赌棍”打得广州城内鸡飞狗跳、哭声震天。杨部“赌棍”威名大震，市民噤若寒蝉，谣传滇军连有赌博劣迹者都不放过，查到曾参赌者棍打屁股，曾聚赌者还要棍打脑袋。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那年头广州市民有几人不沾赌，岂不要人人棍罚？这些日子，不管哪路军阀的士兵，只要手里拎一根棍子，市民见之，也会轰轰地跑。
军人开赌之祸害岂止这一桩？军人霸占民宅商铺开赌，各路军阀为夺开赌地盘大打出手，甚至开枪互击，伤毙行人。其时孙中山正从上海返回广州，属下向他告状。孙中山十分为难，一来各路援军的势力很大，又是特意请来平定陈炯明叛乱，不便得罪；二来，广东的财力（主要靠广州）支持北伐新军还远远不够，根本无法满足援军军饷。孙中山明确表示，待援军移防后，禁绝广州赌博。随后孙中山与各路援军协商，援军逐步退到城外，广州的赌风有所收敛。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5月，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广东新军“平杨讨刘”。6月21日，广东省长胡汉民宣布在广州禁赌，声称：杂赌一律禁止，若有军人恃强庇赌，一经拿获，即行就地枪决，决不姑宽。
这是一次不彻底的禁赌。广府为北伐军筹饷，也不得不依赖赌博。所禁赌种，只是众议较大的番摊、白鸽票及其他所谓杂赌，而山票、铺票、麻雀牌则可招商承办；所禁范围，只禁市区（当时市区的概念指今日珠江北岸的老城区）的所禁赌种，而城外任何赌种都可存在。
胡汉民把一直属于杂赌的麻雀牌（麻将）提高了一个档次，与山票、铺票平起平坐。麻将是一种经过革新改造的棋牌，较旧式棋牌博戏更快更简单，在广东的私赌中较为流行。由于胡汉民准许在广州开办麻雀馆，带旺了全省的麻雀赌的生意，各地纷纷招商承办麻雀馆，麻雀饷成为地方政府一大财源。《广东省财政纪实》一书统计，从1926年至1931年，仅广东允许麻雀公赌的县、市（除广州）上缴省库的麻雀捐就达14854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