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芝庭很清楚拉大旗做虎皮的作用。他隔三岔五坐上轿子，晃晃悠悠朝龙督府方向前去，遇到熟人，便停下轿来，闲聊几句，然后匆匆上轿，道歉再三：“少陪了，我要赶去龙督府饮酒，我小民一个，总不能让龙大人等我。”或说：“下次再聊，龙将军约我有要事商量，我这就赶去。”
不少人亲眼目睹，霍芝庭真的是进了龙督府。这些人知其一，不知其二，霍芝庭并没有进真正的龙督宅邸，而是进了后院的卫兵营房，放下一点烟土、一坛好酒，闲扯几句，便出来了。
熟人圈子、广州赌界，甚至衙门的官员，都认为霍芝庭门路通天。
霍芝庭有恃无恐，在与麦竹寰讲数的几天后，公然在广州开彩。从此在江门售出的票在江门开，在广州收集的票在广州开。广州市民，购买江门票的人逐渐增多，每会票资大增，头彩随即提到２－３万元；此盛彼衰，广州铺票问津者逐渐减少，头彩由原先的每会５万左右，降到２－３万元。
开赌最忌每每参赌之人没有收获，便气馁不再参赌。霍芝庭善于借中彩者为背时者鼓气。每会中头彩者，霍芝庭便嘱手下之人雇彩轿，抬着头彩人士在票厂的街口巡走一圈。或者引导中彩者在票局现身说法，或者由票局人士越俎代庖，说自从江门票在广州问世以后，本人（或客官）逢会必买，持之以恒，故有斩获。
江门铺票倾倒广州，风头之劲，压过总厂的铺票，并且，还令总厂的山票分外冷落。霍芝庭并不满足，他要名正言顺地拿到总厂的赌牌。
１９１６年３月下旬，到了新年度总厂山铺票牌照开始申报的时候，因为要给新承办商（也可能是原有的承办商）３个月的准备时间，正式交接在７月底。省财政厅的筹饷官员找到麦竹寰，问他能否完成政府的赌饷。
麦竹寰大倒苦水，说总厂生意萧条，恐怕无法完成８０万年饷和追加的捐款，要求筹饷官员体恤商情，减免饷金和捐款。
麦竹寰钻进了霍芝庭预设的圈套。筹饷官员说：当年将省府山铺两票一并让你总承，委屈了省府多少精明能干的赌商？龙督缘何钦定予你，是相信了你的信用。现在你信用这般欠佳，连年饷都要减免，龙督若知，一定会雷霆大发，马上收回赌牌。
麦竹寰请求让他办完这期。他口口声声完不成饷金和捐款，实际上按全年折算起来，他仍盈利颇丰，如今只是少赚而已。重要的是中途停牌，面子往哪搁去？
麦竹寰情知下一期总厂的赌牌无望，更惧霍芝庭的厉害，就没有提交下一期的承办申请。霍芝庭走了一步妙棋，如果麦竹寰提交申请，说不定龙济光最后还会钦定麦竹寰承办总厂的山铺票。
４月下旬，省财政厅将省府山铺票批予唯一的申办商霍芝庭，月饷４０万元，试办３个月，期满再会同承商重议。表面上看，霍芝庭４０万月饷，要比麦竹寰不满7000元的月饷，高出５０多倍。这其中大有蹊跷，霍芝廷以此而获得代收废币的特权，等于让全城持有废币者，都买霍芝庭的山铺票。山铺票承饷激增，可大大缓解济军的饷金“贫血性”。
广州的赌界哗然。
霍芝庭投得省府山铺票赌牌，名正言顺在广州东堤开设先施（赌博）公司，作为山铺票的总厂（现址为东亚大酒店）。霍芝庭得寸进尺，还不等上一期赌牌期满，便全面“试办”省府的山铺票。
麦竹寰觉得霍芝庭欺人过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通关节禀告“龙青天”，论个曲折是非，请龙督作出公正裁决。
麦竹寰的禀状是否到龙济光手中？赌牌及承饷是否经龙济光钦定？我们已无法证实。此时的龙济光已经四面楚歌，他或许没有心思过问开赌之事。
霍芝庭最得意之时，也是龙济光穷途末路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