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龙督开赌 天有眼攀龙附势
１９１４年，广东都督龙济光与广东巡按使李国筠招商承饷山票、铺票，首开由民国公赌，霍芝庭却游离赌界之外。老天有眼，龙督的胞弟龙觐光在福利锅铺躲雨，霍芝庭由此攀上新枝，承接了大批军服生意。当他知悉赌业利润丰厚，一举“搞掂”佛山、江门两镇的铺票经办权。
笔者在《赌场秘史》一书中，曾对晚清时的广东狂赌之原因，作了一番浅析：
澳门的赌业，与中国赌博品种及粤人的赌博嗜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我们纵览中国近代赌博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大凡赌风盛行、赌博商业化程度高的地区，都是新兴经济区：广东、上海、天津、武汉、闽南，等等。
文化古城的赌博史悠久，赌风也盛行不衰，但商业化程度较低。这里的文人骚客、遗老遗少麇集，嗜好棋牌类、文字类的博艺，越是复杂费神的棋艺牌局、灯谜诗宝，越视为高雅。另外，这地方的有闲男女多，即使不善棋牌、不谙诗文谜语，也多好以斗鸡斗鹌鹑为娱。
一种赌式要进行商业化经营，必须具备几方面的要素：简单、快速、大众化、庄家参与。绝大部分棋牌不具备这些要素，赌商必敬而远之。如棋局，往往是“一对一”或“四人转”，复杂费时不消说，入局人数大受限制，庄家若要与棋手对博，就失去庄家的意义，因为机会均等，庄家不可能统杀。因此，只有极少经过革新改造、取长补短，或中西糅合的棋牌博艺，从近代至现代风靡不衰，如麻将、扑克等。至于诗宝灯谜，则不便进行商业操作。
在新兴经济区，富裕的人多，忙碌者众，古风不浓，求学仕进观念淡薄，这就决定了简单快速、参与者众的赌式才会有市场。于是，番摊、骰宝、花会、围姓、山票、铺票、白鸽票等应运而生。专门化的赌馆林立，参与者踊跃，参赌之人甚至可不与庄家见面就能赌，这类赌式的大众性，不难想象；坐庄的赌商赢钱之巨，亦不难想象。
我们比较晚清时的中国赌博，广东无疑要唱主角。正如《中华赌博史》一书作者所说：“广东赌博，在晚清时为全国之冠，故有‘赌国’之称。”
晚清时的广东赌博狂潮，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广东自古商品经济活跃，粤人务实不务虚、重利而轻义，传统文化在广东积淀不深，那些文化意味浓厚的中原棋牌、文字游戏在广东的民众中不流行。
广东政治经济中心广州曾长期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门户。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广东与西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意识本来就淡漠的广东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念。
种种因素，促使广东人在赌博上亦独树一帜、不同凡响。
于是，一连串极具商业化的赌式新花样由广东人发明创造出来，蔚然成风，辐射邻省。 于是，广东人首开赌博合法化之先河，官商联手、持牌承饷，赌博非“罪恶”而成为“善行”。
广东与澳门的赌博，从来就是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广东的赌博狂潮，极大地丰富了澳门赌业的内容；合法赌埠澳门的存在，又成为广东赌商在禁赌期间最理想的庇护港。清朝官场之腐败、省情之奇特，这就造成广东的赌博禁而不绝，越演越烈。
现在，历史进入民国时期，广东的赌博狂潮能否像大清皇朝一样，寿终正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