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开启了巡抚大人的心窍，若一味严禁重罚，以后还有谁敢私开围姓？没有围姓赌博，罚款充饷就断了来源。于是，郭嵩焘采取“寓禁于征”的办法，招商承办围姓公赌，以绝私赌；商办围姓，向政府缴纳年饷。年饷由原来的数万元，逐年增至逾十万元。
广府上缴国库的军饷圆满完成，清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广东围姓公赌连开８年。同治十年，御史邓承修上奏，请求禁止广东征收赌饷。清廷不能装聋卖哑，当年谕令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张兆栋取缔一切围姓。
此后围姓禁而复开，开而复禁，就到了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洋务派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当时，中法战争爆发，直接危及省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的安全。张之洞欲筹设兵工厂、钱局、虎门炮台和秀英炮台，军饷奇缺，而军费开支剧增。张之洞申明大敌当前、民族存亡之大义，下令招商承饷围姓，承办者为围姓儒商刘学洵。
赌禁一开，官员中立即爆发“严禁”与“弛禁”之争，奏本频频急驰清廷。次年１１月，张之洞联手在粤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广东巡抚倪文蔚复奏，准予围姓招商承饷。张之洞承诺将从围姓捐款内提取20万元，交给清水师提督方耀，支付清水师在黄埔船坞建造“广元”、“广亨”、“广利”、“广贞”等四艘炮舰款项。四艘炮舰巡驶在省河及虎门一带的珠江口，令法国战舰不敢贸然进犯珠江口及省城。
赌博竟为反侵略战争作“贡献”，“严禁派”一时无法可说。而“弛禁派”则“理直气壮”：围姓私赌，禁而不绝，政府无法征饷，军饷不足，只有向百姓增收税捐，民怨鼎沸；弛禁围姓，暂且招商承饷，既可减轻百姓重荷，又可令禁而不绝的围姓私馆难以生存，还可充盈国库省库，实在是利国、益民、富省之无奈“良策”也。
张之洞之后，李翰章督粤。他继承前任，暂且弛禁围姓，将围姓承包给公和及瑞成两家赌博公司，两公司报效80万元，６年分摊（年饷除外）。两家公司在省城及郊外分片售票，刘学洵的公和公司原本就霸占了省府的有利区域，所收的票资远远多于在外围发展的瑞成公司。
另外，刘学洵还是老师馆的后台之一。所谓老师馆，源于番摊馆的后台成员，后台是翰林或进士等绅士的叫老师（番摊）馆，后台是驻扎官堆的武弁军人叫官堆馆。民间赌商欲开番摊私馆，须这些权势人士庇护，方能斗胆经营，每日向庇赌的后台孝纳银元数十至百元不等。
当时总督衙门尚未开放番摊，官方不便招商承办征收番摊饷，但李翰章准许征收陋规，一年竟达40万元。陋规是一种对不良行为及行业的强迫性征收捐款，“以罚代禁”。类似今日某些地方向工厂征收排放废气污水费，工厂便获得排污的“合法”权利，维持现状。李翰章亲自插手陋规征收，随意性很大，当时武员李世桂包庇的一间大番摊馆，因为与李翰章“识做私了”，李翰章竟特许年缴陋规一万元。
广东巡抚马丕瑶上奏朝廷弹劾李翰章贪劣，认为征收番摊陋规，实则承认番摊合法，主张禁止收受番摊陋规，严禁番摊及围姓，对两者赌商一体查办。然而，不久，马丕瑶暴卒，传言为庇赌者所害，苦无实证，不了了之。禁赌也随之流产。
李翰章去任后，谭钟麟继任，谭氏继续开赌，只是不予刘学洵续办围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