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8与月20日，蒋介石的的“大太子”蒋经国入住上海外滩中央银行三楼。下车伊始，蒋经国就召集当时上海工商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人。蒋经国此行的重要目的，便是为了维持金圆券的币值稳定，打击上海一些商贩囤积金银不愿持有金圆券的行为。蒋经国要求与会各人在10月22日前，将旧币悉数兑换成金圆券；在9月30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信誓旦旦的蒋经国声称此次来上海“专打 老虎 ，不拍 苍蝇 ”。 蒋经国的“打虎行动”正式开始。
但当时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工商界人物无动于衷，由于对当时金圆券丧失信心，他们纷纷囤积大量的金银外汇，有的将货物转移出境，甚至高价租来货车、船舶，在陆路、水路上转来转去，躲避蒋经国的稽查。蒋经国不得不加大打击这些囤货居奇的“黄牛党”的力度，蒋经国一下子逮捕了64人，其中包括杜月笙的女婿、“棉纱大王”、中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杜月笙的儿子、“证券太保”经纪人杜维屏。蒋经国这一手惹急了老奸巨猾的杜月笙，他让人故意向蒋经国的“检查组”举报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囤积战略物资、非法藏匿黄金的情况，向蒋经国将了一军。
蒋经国随即扣押了表兄孔令侃。孔令侃立即派人给“第一夫人”宋美龄发了一封求助电报。宋美龄因为有大笔资产登记在孔令侃名下。于是，她一个电话把正在东北督战的蒋介石叫回了南京。结果，孔令侃很快释放，离开了蒋氏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挟着大笔财富去了美国。而最初踌躇满志的蒋经国不得不辞去经济督导员的职务，黯然离开上海。蒋经国的“打虎行动”不了了之。
当商品的供给满足不了需求，而价格不能反映供需矛盾时，也就是黄牛党“应运而生”的时候 由于上海的富商们预计金圆券必将贬值，但金圆券的面值却反映不了市场的预期，于是，上海的富商们便做起了“黄牛党”，他们纷纷把法定货币兑换成能保值的黄金、白银、外汇等，这进一步加重了法币贬值的趋势。
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春运期间，中国人春节团圆的习惯使得此时的人员流动远远超过交通运力。如果市场机制能起作用，那么，火车票的价格必然上涨，直到火车票的供给等于需求。上涨的票价也意味着每位希望回家的中国人都得考虑一下高昂的车票成本和回家的收益，如果票价过高，那么一部分人就不会选择每年都回去过年，这样可以降低春节期间的供需矛盾。
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新年团聚的观念如此强烈，这使得我们对车票的需求极其缺乏弹性：即便车票的价格提得再高，我也得回家一趟。而且，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对称的情况下，车票价格已经蕴含了更多的社会平等的意味 本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收入就不高，他们离乡背井漂泊在外，为的只是远在千山万水的家，而高昂的票价却把这一年或许是唯一的一次回家团聚得到情感慰藉的机会给剥夺了。
于是，车票的价格便不能按照社会富有阶层的需求能力定价。最终的结果只能选择大家排队买票。相对于那些收入颇丰的人来说，低收入群体排队买票支付的成本较低 如果一位在北京打工的民工排队一天的话，他一天不上班支付的成本也许是40多块钱（假设月收入1 200元），但是，如果是一位企业白领排一天队买票，那么，他不上班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许就是200块钱（假设月收入6 000元）。也就是说，排队买票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低收入群体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