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如此，金融业和制造业也是如此。人们常常把银行诞生的原因归结为银行家的狡诈，这些银行家把债权人滞留的资金放贷给借贷者，干着空手套白狼的勾当，因此，基督教长期以来都咀咒利息，认为利息是不劳而获。但如果缺少了银行业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为了借一笔钱到广州做生意，你不得不四处筹钱，你需要找人做担保，一旦你要做的是一笔大买卖，需要的资金很多，那这种私人借贷方式几乎不可能筹措到那么多资金。但如果有银行存在，你就不用为了筹措10万块钱找10个人，和每个人商量每人借1万块钱，你只需要找一家银行就够了，这会为你节省很多的谈判成本而且你借钱的成功率非常高。
实际上，我们是选择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还是选择市场交易抑或选择企业组织、家庭组织，最终都归结为一个原因：看我们在哪种组织方式中付出的成本最低，我们就选择哪种组织方式。如果企业的管理费用大于市场，那么人们的交易就会根据市场的方式进行，例如如果借贷市场上的借款人都只是借贷20元的小额客户，银行存在的可能性就很小，因为银行对这种小额贷款的监督成本太高；但如果企业或家庭的管理费用低于后者，则以企业或家庭的模式经营更有效率，只要企业或家庭的管理监督的成本低于市场，企业或家庭这种组织模式就有存在的理由。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所说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只有一个人生活的鲁宾逊的世界。在鲁宾逊的世界里没有市场、价格、货币、失业，没有警察、律师、医生、银行家，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换而言之，我们现在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存在的任何行业，包括政府官员、教师、银行家、警察，甚至是小偷、毒贩、走私贩，都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而存在，这些人所得的收入都是交易成本。毒贩赚取的是高额利润，这种高额利润来自毒品的需求方和种植毒品的供给方之间存在进行交易的高额成本 政府对毒品的严格稽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颗麻古（病毒）在缅甸的价格是6元人民币，但到了中国境内却能卖到100元人民币以上。因为中国政府对毒贩的严格稽查增加了毒品交易的成本。
一个经济效率最高的政府，往往能有力地保护产权，使得产权界定清晰，市场交易的成本因而降低。在黑社会组织中，对“产权”的有利保护也往往能扩大黑市的规模 猖獗的哥伦比亚毒贩拥有强大的武装，为了保护毒品交易，毒贩们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潜艇，他们生产的简易潜艇为贩毒集团往美国偷运毒品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毒贩的势力还向政府部门渗透。哥伦比亚毒贩对自己“财产”的有效保护降低了毒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扩大了毒品走私的市场规模。
但市场交易的成本等于零几乎是不存在的理想状态。这意味着想到广州做生意的你完全知道，现在有哪几个人手里刚好有一笔钱需要借出去，而且，你还不用为了得到这笔借款分别上门拜访这几位放贷者 因为如果你需要花一天时间去分别找那10位放贷者，就意味着这个借贷市场的交易成本不为零，你付出了一天的时间成本。同时，如果毒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那些毒贩就会免费为瘾君子送上毒品，或者，作为毒品供给方和需求方中间人的毒贩根本就不会存在，例如缅甸的毒品生产者会根据瘾君子的要求及时为他提供毒品，而那些瘾君子也会免费为毒品生产者提供生活必需品。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即便没有市场，交易依旧会存在，但进行交易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缺乏讨价还价市场规则的交易，有可能像游牧民族那样，用暴力的方式掠夺粮食和妇女等稀缺资源，而市场，却能为买卖双方确定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市场能帮我们确定借一笔钱的利息，也能帮我们确定在超市买一双鞋需要多少钱；当然，市场也能帮毒贩确定毒品的价格。而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由市场确定的价格，意味着资源达到了最为理想的配置。否则，脱离市场的价格就会像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那样，一方面是市民们买不到足够的布匹，只能凭借布票定量购买，另一方面，服装生产商却为原料价格上涨但布匹价格不根据需求变动一筹莫展。
谁是最牛的黄牛党、最黑的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