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把弟弟由拘留改为拘捕
周秉德在西安时，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父亲也被卷入这场灾难的漩涡；更让她猜不透的是，伯伯在审查父亲的报告上，亲自将“拘留”两个字改为“拘捕”。
记者：虽然你们是周恩来的亲戚，“文革”中您父亲还是未能幸免于难。据说有人检举您父亲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的聚餐会，并被拘留、审查长达7年半。
追寻父亲的足迹
——采访毛泽东的儿媳邵华
采访时间 2004年4月
采访地点 北 京
采访对象 邵 华 毛泽东的二儿媳、毛岸青的夫人
采访记者 董雅丽
邵华，毛泽东的二儿媳，少年时便常常伴在毛泽东的左右。2001年，她出版了散文集《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60篇文字记述着她对父亲的回忆和怀念。2004年4月，邵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毛泽东，当他在中国革命中艰难前行时，他的家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6个小儿女或夭折或失散，6位至亲的人献出了生命。邵华讲述着关于这个伟人家庭的风雨往事，带我们走入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童年：悲苦的记忆碎片
邵华，并不姓邵。光环之下众所周知她是毛泽东的儿媳，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儿媳刘思齐却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更鲜为人知的是她与众不同的传奇身世。
记者：众所周知，您是毛泽东的儿媳。听说您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您母亲张文秋是1924年的老党员，您父亲陈振亚是平江起义跟着彭德怀上过井冈山的老红军，走过长征路，曾经被敌人炸断过一条腿……听说您在刚刚咿呀学语时，就和父母一起辗转奔波，被投进监狱，还经历了亲人离散、父亲被杀等种种刻骨铭心的痛楚……能具体谈谈您的身世吗？
邵华：我母亲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来在董必武、陈潭秋，还有恽代英这几位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也找到了革命和爱情的伴侣，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但不幸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姐姐的父亲和我母亲被捕入狱，我母亲没承认是共产党员，后来被营救，而我姐姐的父亲就被杀了。
以后好几年我母亲都在上海做地下党的工作，后来1937年组织安排她回延安，我母亲和我的亲生父亲陈振亚就是在去延安的途中相遇认识的。一路上他对我母亲和姐姐非常照顾，后来他们就相爱结婚了，所以我就出生在延安。当时我爸爸看到大人小孩双双平安，就给我取了个乳名——安安。后来我母亲对我爸爸说：“咱们改改传统吧，让安安随母姓，怎么样？”我爸爸说：“姓名不过是个符号，安安姓陈，或姓张，都是我陈振亚的女儿！就姓张吧，取名少华。”
我父亲在长征中负伤后，当时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经过新疆到苏联去休养、学习。结果这次新疆之行，却成了我童年最为痛苦的回忆……
一个在新疆，一个在上海，虽然天各一方，但邵华的童年与毛岸青的童年同样地悲惨。那阴暗可怖的森森高墙，那段浸透血和泪的苦难岁月，也许正是相同的体验，在冥冥中让两个饱经磨难失去亲人的革命后代走到了一起……
记者：听说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的童年特别苦，他们曾经在上海滩流浪过一段时间，靠自己在外头帮人家推黄包车，卖报纸，捡香烟头然后去卖，这样勉强度过生活。他们跟街上的流浪儿童没有什么区别。流浪中，岸青遭人毒打，头部受伤，留下了终身的病痛。岸英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坚强地面对这一切磨难……您和毛岸青同志的童年都是相当悲惨的，我们不忍心触动您最脆弱的神经，但这个话题又难以回避……
周秉德：发生这事时是1968年，当时我还在西安。我伯母就派我15岁的小妹妹秉建坐火车到西安给我送信，我妹妹来了见我就哭，然后拿出伯母的信。信中就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问题，一切等待审查以后的结果。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最后总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同时你们要划清界限，不管什么情况，你们要跟着党走，不能犹豫。
我觉得我父亲不可能参加什么反革命聚餐会，因为他的哥哥是咱们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一直很钦佩自己的兄长，怎么可能去参加反革命的聚餐会？！我不相信。但是又觉得既然有群众检举，就看有什么根据，听党的审查和结论吧！党组织这样对待他，我们只能去服从，不能去闹，不能去干涉。也没有办法干涉，只能听从组织的最后审查结果。
后来才知道是江青搞的鬼。当时我父亲跟王光美的一个哥哥王光琦，还有其他两个人他们四个在政协参加学习委员会。几个人很谈得来，就轮流坐庄到外面去吃一顿饭，打打牙祭，如此而已，没有其他政治上的活动。
记者：据说您父亲被陷害后，当时“刘少奇专案组”特别将此事的报告送谢富治和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将谢富治批的“拘留”改为“拘捕”。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周秉德：我想他们是在故意为难伯伯，给他出难题，好抓他的小辫子。如果他保护我父亲，那他就是包庇反革命小集团、包庇亲弟弟，就有这样的罪名了，江青他们就可以把他打倒了。所以根据当时情况我伯父不能去救我父亲，他也不可能去搞清楚问题，那就只有把我父亲拘捕起来。
后来在1982年，我伯母把我们全家召在一块开会，把这件事也给我们讲了。当时伯伯用意是好的，卫戍区把他拘捕起来，就不会被红卫兵弄去乱打乱闹，后来想想，实际上伯伯一方面顾的是大局，当然不会去包庇。另外，就是一种保护措施，把我父亲与红卫兵隔离起来。拘捕的话至少放在一个正规的一个司法单位里面，一个部队里面，有什么事你先查，但是人是安全的。红卫兵也可以去审他，但是父亲平常的生活都在卫戍区里，这样应该是更好一些，应该是更安全一些吧。
“我从没想过伯父会回不来”
周秉德当时未曾料想，就在她回到北京的时候，她的伯父周恩来实际上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但在当时，即使是作为周恩来的家里人，周秉德和其他人一样，无法确切得知一国总理的真实病情。
记者：1972年，总理积劳成疾，病倒了，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听说他住了院以后，“四人帮”控制着当时的所谓党中央，除了您伯母以外，不经中央文革批准，不许任何人去接近他。您最后一次见伯父是什么时候？
周秉德：他住院是1974年6月1号。在此之前一天，5月31号还专门把我找去吃午饭，谈了谈工作、孩子、家庭等等。谈话中告诉我，他要去住院了，以后见面机会很少了，要我注意，各方面要继续努力等等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