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朗格卢瓦过去这样生活
如果仿照大仲马献给伟大的英国演员金恩的戏剧名，理查德·鲁德的这本书可以取名为《亨利·朗格卢瓦，混乱与天才》。
这位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去世后几个月，一位旧金山影迷对我说：“法国人确实没有写作传记的天分；如果亨利·朗格卢瓦是美国人，那么书店里早已摆出三本有关他的书了。”
这句评语适用于电影，同样适用于文学。如果我们想了解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生活，就必须去看英国人乔治D·佩因特为他写的传记；如果我们想知道谁是柯克托，就必须参考美国人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的著作。
大多数法国作家是教师出身，很少是新闻记者出身，相比起只说事实，不加评论的传记写作，他们更喜欢发表论文，因为这样可以为他们的职称晋升增加砝码。然而，没有什么比艺术理论著作衰老得更快了，大概因为这些著作都以某些思想为依据，而这些思想相互继承，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排斥--就像一个钉子把另一个钉子挤掉一样。因此，人们对这些著作的兴趣转瞬即逝，就像长裙短裙交替频繁的时装潮流那样是季节性的。
因此，所有走近过，喜爱过，质疑过亨利·朗格卢瓦的人都会感激理查德·鲁德，因为他扮演了调查员而不是教师的角色，他穿上了山姆·史佩德或菲利普·马罗的脚镣，而不是阿贝尔·蒂博代的军靴，他让一个性格像狄更斯笔下的人物那么矛盾而鲜明的人物复活了，这是一个吝于付出友情的人，一个会因为任性、怀疑或“直觉”而收回友情的人。
在影片《阿卡丁先生》（ConfidentialReport）中，奥逊·威尔斯扮演的格里高利·阿卡丁描述了他的一个梦：当他漫步墓园时，他发现有些墓碑上显示的两个年份非常接近：1919-1925或1907-1913。他就问守陵人：“这里的人年纪这么小就夭折了？”“不”，守陵人回答说，“墓碑上刻的是一段友谊持续的时间。”
的确，即便一段友谊维持了很长时间，而且没有被背叛，我们也只能陪伴所爱的人度过他生命中的某段岁月，只能陪伴他走过人生的某段旅程。人物传记有时不仅让我们更了解传记主人公，也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因此，随着年纪的增长，阅读传记会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感动。安德烈·巴赞在不惑之年离开了我们，虽然我在他身边生活了--或者说我陪伴他走过了--十年，但直到达德利·安德鲁为他而写的传记问世，我才知道巴赞生命的前三十年是怎样度过的。
因为理查德·鲁德--虽然他的朋友朗格卢瓦坚持认为他是英国人，我和很多欧洲导演还是把他看作我们的美国朋友--的这本传记，一层面纱，怎么能说是面纱呢，一席保存完好的厚厚的神秘幕布升起了，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走了出来，他是一个自然而又古怪的人，一个神奇的人，一个着迷的人，一个固执的人，一个“强迫症患者”。
和所有“强迫症患者”一样，亨利·朗格卢瓦把世界、人和事一分为二：一类是对电影资料馆有利的，一类是对电影资料馆不利的。即使你和他已有十年交情，他也不会浪费时间询问你和你家人的健康状况，因为他对“健康”和“家庭”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就是，健康就是电影资料馆的健康，家庭就是电影资料馆这个家庭。但他也有对人热情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搭上他那趟正在行驶的交谈的列车，更确切地说，这不是交谈，而是与某个阴谋有关的自言自语，而他也不在乎对方是否明白他所说的那个阴谋。举个例子：“你好，亨利，一切都好吧？”“很不好。因为委托书的事，瓦卢瓦街想取消3月17日的集会。但我已经回复监督员帕凯了：如果部长不重视7月23日的决定，我就封锁古塞尔街，召集分委会成员，给他们宣读国际电影资料馆联盟针对洛迦诺宣言第35乙条决议起草的诺瓦克报告，我还要让维克多告诉Bascafe3月11号我们不会采取4·29行动。”
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不知所云，习惯了不去提问，就像一个不懂视唱练习曲的人茫然地看着乐谱，我们已经能理解这种偏执狂似的滔滔不绝，这些神秘莫测的表情，我们因此而打趣他，直到1968年2月。
1968年。十年来，法国一直被一个专断而保守的老头统治着。已经接受或忍受了贝当元帅统治的人对此似乎司空见惯，但战后出生的法国年轻人却无法忍受这一切。在戴高乐将军统治的法国，公民年满二十一周岁才有选举权，然而法国正一步步地被美国化，强尼·哈里代这位年仅十九岁的歌手还未服兵役就已经是国家的荣耀了。
当戴高乐政府指责亨利·朗格卢瓦，企图把他从他亲手创办的电影资料馆开除出去时，巴黎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愤懑的群众，全城刮起了一股抗议浪潮。若干年后，我们再回首时，会发现支持朗格卢瓦的游行示威预示了68年的“五月风暴”，就像电影预告片介绍即将上映的大片一样。
的确，在1968年2月15日“电影资料馆的孩子们”举行的首次游行之后，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的示威行动中，不满的人群中不断增加新面孔，他们是信奉毛泽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大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日后都成了名人。他们的领头人物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在观察，很可能在批评我们面对政治的不严肃态度。我再一次看到达尼埃尔·科恩-邦迪蹲在古塞尔街的路灯上，指责我们过早地驱散示威人群，而我们的一名“同志”因为向一位共和国保安队队员的脸上吐口水而被警车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