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亨利·雅杜眼中的《萨沙·吉…

亨利·雅杜眼中的《萨沙·吉特里》

萨沙·吉特里指定了三位遗嘱执行人,亨利·雅杜是三人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羞于表达自己对这位伟人的情感,但他却借这本长达三百页的精美的《亨利·雅杜眼中的萨沙·吉特里》表达了自己最深的情意。

萨沙·吉特里去世以后,有很多人为他写书,而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一本,因为它详细记录了萨沙·吉特里生命的最后十五年,而这段生活常常被传记作家忽略,因为记录生命中的辉煌不难,描绘他的晚年却不容易,即使两三次不容置疑的成功会使这条必然的生命曲线有所改变,就象萨沙·吉特里的情况。

在大清洗时饱受不公之苦的萨沙写过两本书:《沦陷的四年》(Quatreansd'occupation)和《狱中六十日》(Soixantejoursdeprison),这些文字让我难过。当在书中读到一位律师用辛辣的言语笨拙地为自己辩护时,我们会想到因雅库先生的错误而感到气馁的弗洛里奥先生的话:“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律师辩护。”虽然吉特里的这两本为自己辩护的书不乏幽默,但笑声哽住了,浓浓的苦味四处弥漫,我们没有看到《如果我没记错》中的激情。

亨利·雅杜没有为吉特里辩护,因为不会再有“吉特里诉讼案”了,至少我希望如此。亨利·雅杜是一位证人,他是最佳证人,只有他能说:“从1942年6月起,我每天见他两次。”

和德雷福斯上尉一样--亨利·雅杜告诉我们,萨沙有时会把自己和德雷福斯相比--这位狱中人很难为自己的“案子”辩护,也没有左拉那样的作家出来为他鸣冤。这种比较似乎不大恰当,确实不够恰当:1944年底的德朗西不是魔鬼岛;然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次监禁,这如此随意的监禁,这屈从历史意志的监禁,萨沙的监禁?面对空空如也的档案,司法机关最后居然通过报纸发出要求:“预审法官安热拉先生希望收到与萨沙·吉特里先生有关的资料”。尽管司法机关提出这样的要求,吉特里的档案袋依然空空如也,理由当然不用说了!不过,虽然没有听到反对萨沙的声音,但也没有任何支持他的声音。对于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雅杜先生给出了精辟的解释:“人们已经忘记了以民主的方式活着”。

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雅杜先生自己也感到奇怪:“他(萨沙)曾经公开帮助过几位遭到追捕的人,这些人的沉默还是让我感到意外: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没有,除非是担心没有和当时的官方态度保持一致”。

战后的吉特里变了,这也是有原因的。和所有演员一样,只有感觉自己被爱时--我加一句,只有感觉自己还有能力爱时--萨沙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政客们恰恰相反,只有对抗、竞争和仇恨才能刺激他们,就像兴奋剂对运动员所起的作用一样。

如果一个人总是像阿贝尔·加缪谈论母亲那样谈论法国,肃清者就会怀疑他对祖国的感情。

我不知道,在不计其数的有关巴黎沦陷时期的书中,是否有几页文字会指责吉特里,但我坚信,在读过亨利·雅杜的这本描述准确,有理有据的传记之后,再也不会有人说萨沙是附德法奸。雅杜先生终于证实,吉特里战前和战争期间曾多次拒绝前往德国,拒绝为“大陆公司”工作,拒绝支持任何一家与德国合作的公司。

他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帮助囚犯回国,使俘虏重获自由,让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犹太人避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他的声望使他神圣不可侵犯,并把他推向公共舞台的前沿,但他从未利用别人对他的仰慕谋取过私利,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亨利·雅杜是否在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画肖像?当然不是,但传记作者爱他的模特,不希望他的吉特里被人篡改,他为那些在艰难时日远离吉特里,希望他“更加……”或“不那么……”的朋友感到遗憾。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这个人,作者唯一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吉特里与他周围的现实环境严重脱节,他只在有演出时才离开他位于爱丽舍-勒克吕大街的私人公寓。对萨沙来说,人,就是每晚光顾剧院的生物,就像原始初民每天出门捕鱼打猎一样。

吉特里四十年如一日地演出,他为自己构筑了独特的人生,一种双重生活,我们可以把这种生活方式与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人--不管他是不是作家--的生活方式作一比较。对于这两类人,这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亨利·雅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动声色地让我们猜到,他的回忆之所以如此准确,是因为从1942年--那一年,他因为出版的偶然机缘认识了吉特里--起,他就一直陪伴在吉特里身边并日复一日地记录他的生活。对好书的钟爱把他们紧紧地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终结,这种友谊甚至超越了生命。

雅杜先生的这本传记是第一手证词,它朴实而感人,而文字的感人常常源于它的朴实。它吸引着读者,因为它自然地遵循了最具法国特色的戏剧规则:三一律。时间一致:一位艺术家的最后十五年;地点一致:爱丽舍-勒克吕街的房子;情节一致:一个人,萨沙·吉特里,为了忠于他的志愿和友谊而付出的努力。

“萨沙·吉特里朋友之家”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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