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雅杜眼中的《萨沙·吉特里》
萨沙·吉特里指定了三位遗嘱执行人，亨利·雅杜是三人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羞于表达自己对这位伟人的情感，但他却借这本长达三百页的精美的《亨利·雅杜眼中的萨沙·吉特里》表达了自己最深的情意。
萨沙·吉特里去世以后，有很多人为他写书，而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一本，因为它详细记录了萨沙·吉特里生命的最后十五年，而这段生活常常被传记作家忽略，因为记录生命中的辉煌不难，描绘他的晚年却不容易，即使两三次不容置疑的成功会使这条必然的生命曲线有所改变，就象萨沙·吉特里的情况。
在大清洗时饱受不公之苦的萨沙写过两本书：《沦陷的四年》（Quatreansd'occupation）和《狱中六十日》（Soixantejoursdeprison），这些文字让我难过。当在书中读到一位律师用辛辣的言语笨拙地为自己辩护时，我们会想到因雅库先生的错误而感到气馁的弗洛里奥先生的话：“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律师辩护。”虽然吉特里的这两本为自己辩护的书不乏幽默，但笑声哽住了，浓浓的苦味四处弥漫，我们没有看到《如果我没记错》中的激情。
亨利·雅杜没有为吉特里辩护，因为不会再有“吉特里诉讼案”了，至少我希望如此。亨利·雅杜是一位证人，他是最佳证人，只有他能说：“从1942年6月起，我每天见他两次。”
和德雷福斯上尉一样--亨利·雅杜告诉我们，萨沙有时会把自己和德雷福斯相比--这位狱中人很难为自己的“案子”辩护，也没有左拉那样的作家出来为他鸣冤。这种比较似乎不大恰当，确实不够恰当：1944年底的德朗西不是魔鬼岛；然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次监禁，这如此随意的监禁，这屈从历史意志的监禁，萨沙的监禁？面对空空如也的档案，司法机关最后居然通过报纸发出要求：“预审法官安热拉先生希望收到与萨沙·吉特里先生有关的资料”。尽管司法机关提出这样的要求，吉特里的档案袋依然空空如也，理由当然不用说了！不过，虽然没有听到反对萨沙的声音，但也没有任何支持他的声音。对于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雅杜先生给出了精辟的解释：“人们已经忘记了以民主的方式活着”。
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雅杜先生自己也感到奇怪：“他（萨沙）曾经公开帮助过几位遭到追捕的人，这些人的沉默还是让我感到意外：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没有，除非是担心没有和当时的官方态度保持一致”。
战后的吉特里变了，这也是有原因的。和所有演员一样，只有感觉自己被爱时--我加一句，只有感觉自己还有能力爱时--萨沙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政客们恰恰相反，只有对抗、竞争和仇恨才能刺激他们，就像兴奋剂对运动员所起的作用一样。
如果一个人总是像阿贝尔·加缪谈论母亲那样谈论法国，肃清者就会怀疑他对祖国的感情。
我不知道，在不计其数的有关巴黎沦陷时期的书中，是否有几页文字会指责吉特里，但我坚信，在读过亨利·雅杜的这本描述准确，有理有据的传记之后，再也不会有人说萨沙是附德法奸。雅杜先生终于证实，吉特里战前和战争期间曾多次拒绝前往德国，拒绝为“大陆公司”工作，拒绝支持任何一家与德国合作的公司。
他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帮助囚犯回国，使俘虏重获自由，让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犹太人避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他的声望使他神圣不可侵犯，并把他推向公共舞台的前沿，但他从未利用别人对他的仰慕谋取过私利，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亨利·雅杜是否在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画肖像？当然不是，但传记作者爱他的模特，不希望他的吉特里被人篡改，他为那些在艰难时日远离吉特里，希望他“更加……”或“不那么……”的朋友感到遗憾。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这个人，作者唯一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吉特里与他周围的现实环境严重脱节，他只在有演出时才离开他位于爱丽舍-勒克吕大街的私人公寓。对萨沙来说，人，就是每晚光顾剧院的生物，就像原始初民每天出门捕鱼打猎一样。
吉特里四十年如一日地演出，他为自己构筑了独特的人生，一种双重生活，我们可以把这种生活方式与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人--不管他是不是作家--的生活方式作一比较。对于这两类人，这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亨利·雅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动声色地让我们猜到，他的回忆之所以如此准确，是因为从1942年--那一年，他因为出版的偶然机缘认识了吉特里--起，他就一直陪伴在吉特里身边并日复一日地记录他的生活。对好书的钟爱把他们紧紧地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终结，这种友谊甚至超越了生命。
雅杜先生的这本传记是第一手证词，它朴实而感人，而文字的感人常常源于它的朴实。它吸引着读者，因为它自然地遵循了最具法国特色的戏剧规则：三一律。时间一致：一位艺术家的最后十五年；地点一致：爱丽舍-勒克吕街的房子；情节一致：一个人，萨沙·吉特里，为了忠于他的志愿和友谊而付出的努力。
“萨沙·吉特里朋友之家”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