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冬，焦裕禄被分到了兰考当县委书记。兰考县当时正遭受着内涝、风沙、盐碱的侵害，春天二十多万麦子被风沙摧毁，秋天又被内涝折磨了三十万亩庄稼，十万亩禾苗被盐碱地烧死。兰考人连肚子都填不饱，无数人出外逃荒沦为乞丐。
焦裕禄来到兰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留住人心，他组织了一个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兰考居民不要外逃。但是人们已经失望甚至是绝望，怎么都不肯留下来。焦裕禄这才意识到，只有将兰考治理好，才是留住民心的正道。
于是，焦裕禄开始带领干部改造兰考。没钱买测量盐碱度的仪器，他就用舌头来尝，盐是咸的，碱是卤的，硝是凉的。就这样，他用舌头尝出了一个盐碱地分布图。为了防止风沙，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种植泡桐。如今兰考的泡桐已经成了河南省的摇钱树，它材质轻柔，结构均匀，不翘不裂不变形，耐蚀、耐腐、耐高温，是制作家具、模型、工艺品、乐器的上选。
两年下来，兰考虽然没有旧貌换新颜，但也起码治理了盐碱地，减少了风沙所带来的危害。焦裕禄在职两年，就像一个齿轮不断运动。日子一久，这个齿轮的齿牙也磨没了，再想转动起来也已力不从心了。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焦裕禄患上了肝癌，并已到晚期。
在工作的时候，焦裕禄常常都是用膝盖或是椅子把顶住自己的肝部，否则就是撕心裂肺的疼痛。他的肝病早在1959年就被检查出了，但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治疗。在兰考县工作时，那种疼痛愈发严重。尽管如此，他都没有放下工作回郑州治疗。有一次，焦裕禄的秘书都已经替他买好了回郑州的火车票，但他却忍着疼痛去下乡了。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没能战胜癌魔与世长辞，享年42岁。就在临终时刻，都没有忘记兰考，他嘱咐身边的人，他的遗体一定要埋在兰考，生不能完成使命，死了也要看着兰考县变好。
时隔两年，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偶然在兰考得知了焦裕禄的事迹，这才有了后来那篇著名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经过媒体的宣传，焦裕禄这个名字很快跟“铁人”王进喜并驾齐驱。
其实，人们应该庆幸，焦裕禄没有活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他死后，他的接班人周化民在文革中差点被整死。
不管是王进喜也好，焦裕禄也罢，他们的身体都被烙上了“红色印记”。他们逐渐被意识化，甚至是神化。在中国古代，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力量有多大，他们将一些无法企及的事情或是目标寄托在了神的身上。他们去神庙祈求神灵的保佑，都是为了达成自己能力所不及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依旧无法摆脱传承了几年前的君臣思想。他们被告知，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自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融进血液的陈旧思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打消的。在农民意识里，他们依旧是脆弱群体，依旧在为统治阶级服务，依旧在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面前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又将希望寄托在了神的身上。
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东方红》的，也没人不知道《国际歌》的。可这两首歌却有着天壤之别，《国际歌》告诉人们，“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从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东方红》却朗声唱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在农民心里，毛泽东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的神。焦裕禄、王进喜这些人都是神的学生，他们理所应当的受到尊重。这种神化思想一久，便让一些领导飘飘然了，以至于在文革时期，毛泽东真的当起了万众瞩目的神。权力高度集中，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更可以左右一个国家。
事实上，人们应该庆幸，这段将人神化了的日子仅仅只有10年。焦裕禄虽然躲过了这段日子，但他的名声被人扭曲的神化。他在兰考县时候的副书记张钦礼在被整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干脆举起了焦裕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