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大鸣大放的情形下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整顿了这个时期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不良风气，调整了人民公社的内部工作。可惜的是，这两次整顿依旧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省市、地区开始逐级下达中央的整顿精神。这个时候才从基层冒出一些真实的声音，山西省太谷县召开了一次干部大会，除了县、社、管区、生产队、作业组5级干部外，还有贫、下中农和富裕的中农。
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满声沸沸扬扬。领导们这才知道，农民兄弟们原来有这么多的不满。譬如，眼看就要秋收了，上级却让农民去挖渠、植树、炼钢，结果影响了收成；公社化后权利丧失，连请假都要去公社；在麦收最忙的时候，有的上级竟然要求公社去美化环境，农民丢下镰刀拿起了刷子去写标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上级错把公社化理解成了共产主义，搞大锅饭，用百姓家的房子来做食堂，搞得人们流离失所，工作组还不忘了说一句“啥是你家的，都是公社的”；农民辛苦打下的粮食都被公社给拉走了，最后按照供给制，丢下3块钱；共产风一吹，劳动不劳动都有饭吃，原先勤的变懒了，原先懒的连炕都不下了，等等。
这些仅仅是诸多不满意见中的九牛一毛，当时在民间还流传着不少四六句，“九月里来公社化，分配粮款平均下，不说你村和我村，一律财产归了公，分粮分款大平均，社员思想打不通，冬季来了大发款，每人平均整六元，有劳无劳都来领，拿上钱儿两个心，二流懒汉高了兴， 劳力多的大反映，下地生产没干劲，一年生产为了啥，因此社员尽装病，青年人拄上长拐棍，老年人病的不能动，妇女经常有月经病，地里经常不见人，生产队长食堂蹲，管区干部满街寻”。
这就是60年代初50年代末的中国，倒不是说这段历史有多么不堪，只不过它所代表的一个阶段太过重要了，因此才频繁被人们谈论起。“左”转仅仅是一个过渡，中共领导人在初步纠偏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逐步纠正。
然而，这段历史也造就了一代人，这代人以劳动为荣，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为荣。因此，这代人也都以在劳动方面表现优秀的人为榜样。当然，中共中央需要在全国树立那么一批榜样，就像现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评选一样，让他们感染更多的人热情饱满地付出。
